让目光打个弯儿

聂松是我与之一见如故的人，自然成为同道佳朋。聂松善于叙述与表达，缓口轻腔，说事通透，犹如其画。不知道他从何时操持水墨研究山水，只觉得其作品的气质并非仅是历久淬炼而来，而更有本性的自然浮露。“腔调”的风格是最不能刻意的，话、画俱然。

从其作品可大略见出，聂松重中国画笔墨传统，浸淫其中时间不短，但他也在谋求现代形式语言的构建，尤其是最近的作品，对新方法、新图式的探索是十分自觉的，他曾表示，后者是他努力的重点和方向。而事实上，聂松的艺术发展路径与当今许多人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这种方式所显示的一个集体态度是，既对传统文化心理与审美方式持有敬重心理，又对时代精神与身处之境具有不容回避的感知与认同。这是一个转型与重建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困惑的夹生时代，双重甚至矛盾的艺术人格，是合于时代之情的。在此状态下最重要的行动便是，如何让本性之真融入艺术创造，奠定艺术发生的人的身体逻辑基础，于此来重建传统与当代的价值形式。对此，我不知道聂松怎么看待，我只觉得他的性情是偏于温婉的、柔和的，不急不燥，如其说话的风格，即便是他目前带有现代意识的笔墨探索，也有这种“本性浮露”。

聂松在天津的时候，曾跟随水墨艺术家阎秉会先生学习，但显然他与阎先生的语言方式及精神形态大不一样，阎的孤独幽深与独立自省的艺术，出自独特的经历与时代锻造的个性情怀，不知聂松对阎先生是如何认识的，他也很少与我谈起。素闻阎先生于教学十分包容，容学生随心随好为之，并不干涉学生的爱好与选择。聂松发自我秉性行己之道是自然而然的。他的道即在传统基础上建构新语言范式，很简约。目前看来，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步调很徐缓，甚至有点小心。

聂松也一样认为，在中国画创作中，最重要的是笔墨，继承传统首先要继承笔墨。聂松这样的认识，来自于对近古以来笔墨本质主义思维的历史认同。中国画传统从表面上说是一个创造与表达的经验史，显现为语言形态的嬗变，而以被语言作为物质承担的色彩或笔墨，则被看做是继承传统的一般性的也是最重要的要素，自明清至近现代以来，笔墨被构造为一种复杂而强大的艺术话语系统，它的功能作用的惯性认知心理直到当下依然强势生存，因而，将中国画-水墨画的现当代发展建立在传统笔墨的基础上，成为被广泛认同的艺术发展逻辑。我们于此也可以说聂松是一个集体分子，而他对普遍色彩浓厚的思想的践行，可能是谋求一个随后自我确认的能力基础。当一个集体分子在反思自己的处境的时候，表示了他怀疑与批判的倾向与可能。所有的集体主义者都是直视者，聂松的目光打了个弯儿，反照在自己的身体上。他正走在从集体身份追认到个体独立认知的转换的途中。行进中的暴风雨再来的猛一点，或亦无妨。

当今一般中国画人的双重艺术人格，其实暗含着一种出走和自我认同的焦虑，如何走出这种宿命般的焦虑，我个人认为还是要返回蕴藏着自由精神的个体自身，对自身进行深度的观照，让敏感真实的自身体，作为独立艺术生成的原初性条件，并以此来统化古今经验知识，化解二元焦虑。聂松可能对此并未有清晰的理论把握，但他从对传统的领悟中，还是获得了一些进入现代探索的理性依据。聂松认为，真正的传统不是笔墨物化形态的转变过程，而是通过笔墨如何对内心世界把握的方法与经验的演进历史，而如何把握和表现内心真实世界，才是真正应该继承的。聂松此论的接续理解便是，继承之后的目的便是如何表现自我，也即我上面谈到的继承是自我确认的能力基础。

聂松本科就读于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这应该是他的传统奠基期，从他的一些作品看，其对宋之后的文人绘画范式更感兴趣，无论在图式、笔墨、意趣、格局，还是其内在意义的生成模式、审美心理的建构以及叙述与观看之道等，都有较为深入的研习与把握。笔者曾见到作者较早时期的一些山水画作品，一招一式皆中绳墨，传统笔法纯正严谨。近期的一套扇面，其视觉形式诸要素与历史语式有着显见的联系，格法体制十分规范，对笔墨趣味的强调出于一贯的思想与心理。聂松说，目前类似扇面小品这些东西，已成为他现代性语言探索之余的消遣性制作，亦有谋稻粮之意。由此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正统力量，也可以看出其对正统态度的暗转，而这种暗转正来自于他对现世精神及艺术新概念的体察与认可。目前还不清楚聂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艺术观念与实践的更新与重建的，但知道的是，他东方艺术系本科毕业后，先在天津美术学院师从极具创新精神的阎秉会先生，后又到北京，追随以新艺术语言著称的姜宝林先生。地域、氛围、人物等因素对他头脑与心灵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师承，更是能对后学者形成直接影响。作为姜宝林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聂松对恩师的言行教诲有很深的体会，而姜先生的艺术思想也势必会影响到聂松。随之，便是他的艺术实践也发生变化，物象造型、笔墨组合、语言结构等的新异，在他近两年的创作中有实实在在的反映。

让审美心胸走出道学世界，消解隐逸、古意、玄虚以及高山流水、闲云野鹤与山林趣味、高士情怀等审美意象，进入当代由社会、政治、文化、以及身体、问题、危机、反思、矛盾、存在、瞬间等交织形成的新现实世界和时代语境，直面当代人生存的种种问题，建立先直面人自身的困境而再求超脱的非一超直入的完整路径，由超越的修养形式进入即刻的思想形态，重建观看与感知世界与自身的知性方式。这可能是聂松进入语言的现代性转换探索的智识依据。形式语言毋庸置疑十分重要，它是确立个性风格的关键，这一点，聂松早就十分清楚，虽然其画还有较浓的文人笔墨味，但笔墨的结构方式却是有不少变化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他艺术的过程性和未完成性，或说不彻底。昔有一天，我和聂松对画面谈，曾谈到语言建设“之后”的问题，我认为，艺术的探索和重建完成，是以能够提供一种合于时代精神的审美心理感受为前提条件的，它当然包含语言形式创造，但最后以新风度、新气质、新内涵、新精神这些属于审美层面的“新”为终准。这个“终准”也为语言之新的深刻性与有效性提供支持。聂松对此表示认可。

笔者在贵州时期曾有一段文字，今纳入此文，与聂松共知共思：“…...我们由审美逐渐走向审美崇拜，并由个体意识逐渐泛化成集体无意识，它难免不变成一种难以破局的体制。如果是这样，则它就成为了像是为我们牢牢控制的能为我们带来心理快感的猫狗一样的宠物，它被我们豢养了。我们的审美最容易产生惰性，皆因为它能让我们沉浸于某种心理快适之中，不能自拔。也许我们创作绘画，在某种情况下是最无功利的活动，因此，它获得了让我们维护这种心理快适的合法性，但它潜藏了巨大的危险，那就是使我们陷入很难对其进行超越的心理泥淖。

审美是一种理性，审美是一种智识，我们需要用理性判决审美，需要用智识开拓审美。审美来源于固有的人性，人性形成并变化于历史社会并蕴含于其中的文明系统。人性的超稳定结构必然为生身于其中的审美带来怠惰因子。当一种审美全部为怠惰性因素控制的时候，就需要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就需要将周边的一切不利于审美观念野性扩张的东西剪除，哪怕是让人产生幸福感的东西。人类永远是在重建的更高层面上确认自己，人是需要不断确认自己的动物。因此，一切即时的快感或价值只能规定人的当下存在意义，而显然这并非是我们的根本追求。在此，理性显示出它最大的必要性，不断追问与确认就是理性的生长，审美的扩张就是理性的艺术性完型。”

出走与再返回显然并不仅仅需要对自然本性、天性、脾性等艺术家先天性格的坚持与保护，更需要理性光辉沐浴下的怀疑、批判、破解与重塑自我的勇气与担当。艺术家无必要成为思想家，但要成为自己一个人的思想家。将思想作为方法。而情感性灵当然是艺术创造的重要力量，但其发力的路径与方法，显然难以由自身所能辨明和建立。让脑子呵护心灵，心灵也许会更自由更高贵吧。难怪脑袋在长在心上边，也许上帝自有道理。

重建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断裂性重释，如何再看待关照与感受的心理机制，如何重构重要认知概念的内涵与功能，如何将历史基因、个体身心与感知的外在世界嵌为一体，作为探索新艺术语言系统的维度空间，等等，似乎是聂松的理性承担。从聂松当前的探索状态和创作实践来看，他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备了某种思想自觉。而他的艺术之道，显然还非常漫长。聂松是我的朋友，我愿随他一起前行，不断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