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工笔画的复兴与繁盛，无疑是回应一个财富与精致时代的社会审美诉求，并在借鉴西方写实绘画的空间造型以及西方现当代艺术理念的基础上，拉近了传统工笔画和现实社会的审美距离。相对于水墨写意，工笔画已俨然成为当代中国画包融性最强、也最有创造活力的绘画品类。譬如，热带雨林对于当代工笔花鸟画的视觉冲击，就不仅仅是对于传统花鸟画表现范围的拓宽，更是对于工笔画表现语言的变革以及花鸟画有关生态与生命内涵意蕴的开掘。当然，受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影响，工笔花鸟画中的热带雨林题材在当下更关注视觉形式感的追求，那些阔大的叶片、绚丽的花朵、繁茂的生态环境，都为画家在工笔画领域推进富有各种现代形式变奏的语言探索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这些具有很强现代视觉张力的绘画，许多都徒有一副美丽的面容，不仅因过度形式感的追求而丧失了主题寓意的发掘，而且也因这种形式感的概念化而丢失了大千世界那种生动自然的美感表达，尤其是忽略了画家在观物过程中形成的、物我为一的、独特的认知与感悟。因而，这些所谓的“视觉形式”，也在相当的程度上放弃了审美对象那种鲜活而生动的真切性，艺术创作所需要的感性经验的积累与触发，逐渐被粗疏的理念所替代，“视觉形式”成为当下艺术创作避之不及的一种流行病。
我认为，樊萍的工笔花鸟画在“视知觉体系”中有着她独特而鲜明的表达。在把握物象的生动情态时进行艺术语言的有力概括。樊萍的工笔花鸟画正是于此显现出她的生动与真切，从而予人以撩拨心性的触动。在雨林风貌中以自然物象作为绘画的起始，去追求客体世界的本真、朴素与淡然，在内在特质上能够捉取它们寓于常态中不被人经易察觉的微妙变化和自然情态。那种平静之中不断蕴含的生命张力是最应该被挖掘的。可贵的是，画家樊萍在因循着雨林风貌的写生足迹中透过客体的表象，以艺术语言的准确切入概括了、保留了最为本真与动人的内容。人们最常见的芭蕉在那些讲究平面分割的画家眼里，往往是等分平面最理想的物象，但樊萍的蕉叶则是不对称等分的。她的《月下听瀑图》、《版纳风情之三》等把蕉叶的边缘画得绻曲而复叠，中央与分支的茎脉也断续不等，甚至于画残损、蚀洞、枯黄的蕉叶。她在表现艺术的道路上，透过美的内涵提炼出那种生动跳跃的、起伏错落的生命质感。打破画面构图时均衡等分的蕉叶所呈现出的呆板、滞涩，强调其生动的自然形态，这不能说不是她独特观察写生的结果。在《版纳风情之一》、《版纳风情之二》画作里，那些枯黄、干焦了的披针叶尾因硬化而翻边起翘，显现出多变生动的姿态。这些在季节迁移中微妙变化着的细节描绘，丰富了画面层次，也让我们看到了画家对于“写之形象，塑之生命”的深刻性表达。只有在观察自然、体味自然、融入自然的步步推移中去感受生命本质的恒定与表象的变化，才能在艺术法则中塑造出生命的风采。
由此，我们看到了画家樊萍身上那份流淌着的平实、细腻，敏锐与坚执。工笔花鸟这条路是一条靠基本功说话的路。一个画家只有具备扎实的学养，过硬的基本功，才能在当代多样的风格流向中留下自己的烙印，而樊萍恰恰具备了这种天分与坚持。她的线描独树一帜，既不是那种柔弱之态，也不是那种刚硬之风，她以“柔中带刚”的韧性姿态刻画大千世界里的万物相生。版纳热带雨林，生长着各类植物科种，并相互交织生长，构成了完整的植物生态链。因而要把它演绎成用线描勾绘的艺术情境，难度是极大的。樊萍取中锋运笔，根据客体的转折向背呈现线条节奏变化上的抑、扬、顿、挫，以节奏和气息的调节带入到画面情境中。有的线条短促有力，有的线条细长延绵，有的相互分离独立，有的相互融汇交叠。在线的构成中不断延伸、投射出一个蕴含层次变化、主次分明的艺术语境。可以说，樊萍不仅熟练掌握了工笔花鸟线描语素自身独立的审美性，同时又把这种审美性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就是基于情绪诉诸和绘画节奏的艺术再认识和再创造。由于这份关切情绪的表达画面变得鲜活，线条也在描绘物象时不断深化、渗化，成为一种有思想、有情感、有力量的人文表述。从而在当代工笔花鸟的视野中表现出她与众不同的气质。可以说，在几十年磨一剑的锤炼中，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线条已然具备了足够的文化张力，能够支撑起一个画面所应该达到的那种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高度，能够完整有力的阐释出作品明晰的主题性和切入点，准确呈现出作品所要表达的氛围基调和审美内涵。
同时，樊萍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折枝花鸟画的构图方法。在当下众多描绘热带雨林的工笔花鸟画作品里，“视觉形式”派的画作往往通过大片芭蕉、棕榈、龟背竹来进行构图上的取舍遮掩，以求得画面形象的单纯与简化，但樊萍则以严谨繁密的构图来予以呈现。譬如她的《鸽鸣林》，就通过雨林地表某个流泉浅渚来展现蕉林禽鸟的自然栖息状态。画面取近、中景进行表现，蕉林繁而不杂，密而不乱，将前后、主次、藏露、虚实的物象关系演绎的紧凑和谐。画家以写生为依托，在艺术文本中把握适合当代审美特质的艺术视角，在笔墨营造的物象空间中又建构起一个抽象、凝练的精神空间，一个不仅讲求笔墨层次与呼应关系的意象诉诸，同时，还能直视心灵的韵味诗境。画家樊萍在构图法则中融通了传统与当代的合理性进而又把它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既能把握整体，又不忽视细节，在把画面推向平远、深远的意味中，又有着局部具象特征的精致描绘。她的画作处处弥漫着与古人对话的文化传承因素，也流淌着当代文人崇尚自然的内心向往。于一个丰富的视角中我们打开了画家樊萍细腻而柔美的内心，洞悉了她透过工笔技法所努力达到的精神深意和诗性阐释。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樊萍近年创作的“版纳风情黑白视觉系”系列作品中，画面则大多以特写方式取景，不论是绣球、金钟、杜鹃、鹤望兰，还是棕榈、芭蕉、龟背竹，抑或各种藤类、萝类、蕨类，她总能以意抒怀，以意态情趣表现生活，在近景中渗化个性特质的表述。在自然生机中不仅细致刻画，还能借物言志，以主体的情绪感怀与画面不断交融、共鸣，碰撞出一个不失古典又极具浪漫的别样情怀。
应当说，从细微处洞见物象的神采，是樊萍工笔花鸟画的重要艺术特征。除去她对于热带雨林植物的观察、体味，她的画作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她对于禽鸟形神的捕捉。在当代，工笔花鸟画的学术突破更注重表现题材的扩大，以及艺术语言的现代性审美整合上，对于工笔花鸟画本身固有的真实性刻画则有些忽略与缺失。当代工笔花鸟画的软肋，就在于不太重视画面上的禽鸟形神，尤其是难能画出生动鲜活的禽鸟。相比之下，樊萍却是当代鲜见的画鸟高手，她曾花费十年时间构思创作《百鸽祥瑞图卷》，在十米长卷画幅内展现形神各异的百鸽，可见她对于鸽子经过长久的观察写生、默识心记，然后才能做到意态迥然，各有神韵。在画面中，它们体态多变，不仅有闲适养神、互鸣唱和，而且有嬉戏捕跳、展翅腾飞等高难度的姿态。画家尤其注重表现禽鸟内形体量的准确和整个鸟体姿态空间透视的关系，做到了表里合一、神形不离，惟妙惟肖的演绎出百鸽争鸣、轻盈飒爽的灵动与飘逸。
某种程度来说，对于花木细节的刻画、对于禽鸟灵性的通悟，充分体现出樊萍注重工笔画语言的提炼与个性化创造。樊萍的工笔花鸟画虽仍属于双勾敷彩，但她的勾描设色并不生硬，而是随着物象的变化而隐显自如，随其物象深色者而化为线染一体——没骨，随其物象浅色者而凸显线染分离——骨法。樊萍的晕染以淡彩为主，并不严守随类敷彩的传统设色法，而是注重光与色的演绎，从而使得画面色彩既随意自然，又晶莹通透富于变化。在季节与生命的流逝中她充分诠释着艺术化的情致，并演变成颇为温馨的画面格调，在物与我的不断融汇中，充分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樊萍从当代工笔花鸟画过度注重语言变革与形式出新的时代潮流中别开生面，承传宋画重观察、工细微的艺术特征，从体察入微而择取雨林花木与珍禽瑞鸟那些精微的细节，从中捕捉自然世界的无限生机与生命质感，这或许就是她通过工笔花鸟画的反复创作所表达的一个主题寓意。生命，源于那些自然生态；生命的哲学本义，也应当回归那些自然的存在。惟其如此，她笔下的自然才被赋予生命的美感。
2014年10月2日于沪上绿郡书屋
中国美协理事、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美术》杂志执行
400 - 0531 -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