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20世纪中国画教育，人们大多会想到中国美术学院的“分科教育”与中央美术学院的“徐蒋体系”。的确，这一“南北异同”不但决定了当今中国画教育的主要方向和格局，并且也很大程度上深刻地影响到当今中国画的文化生态。对于前者，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过细致的区分，而对于后者，则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或许我们还都缺乏足够的检省与审视。而深入这一话题，我以为，阴澍雨是一个恰如其分的个案。
澍雨是当代青年花鸟画家中的佼佼者。作为北方人，他大学时远下杭州，在南方的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接受本科教育，打下了坚实的花鸟画传统基础。而后他回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张立辰先生的指导下，先后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并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研究人员。相对于一南一北两大美院的教育体系，澍雨都可谓深入其中而又出乎其外；而相对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画教育的学院化倾向，则澍雨又具有足够的研究资源与个人能力展开充分的反思。
众所周知，国画教育在中国美术学院渊源有自，自从潘天寿提出“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以来，聘任了诸乐三、陆俨少、陆抑非、吴之等一大批传统派的画家，其训练更偏重于传统和基本功，对中国画教学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思考。人们常常把中国美术学院的国画教育称作“过五关斩六将”，也就是说，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中国美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的训练体系，环环相扣，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在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等留学西方的画家则从建院伊始就提出了“用素描改良中国画”的主张，在蒋兆和、叶浅予、江丰、吴作人等关键人物的实践和主张下，也逐渐形成了中西融合、注重个性的教学思路，对于教学方法的思考远不及对个人创作的投入。这在今天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中也有鲜明的体现。笔者在中央美术学院本科学习期间就常与同人感慨，目前我们能够想到的最理想的学习进路，就是能够在中国美术学院接受本科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后再来中央美术学院读研深造，开辟创作的胆量和思路。所幸这一梦想在澍雨这里成为了现实。在中国美术学院的本科学习，让澍雨对于中国花鸟画的源流脉络有了全面的理解和掌握，他没有放弃中国美院得天独厚的面对原作的临摹条件，广泛临摹了中国宋元以降花鸟画发展几个关键时期的代表性画家作品，按照导师们的指点将由林良、吕纪、陈淳、徐渭、八大、石涛直迄八怪、赵之谦、吴昌硕的古代花鸟画传统各个击破，掌握了中国花鸟画工笔、没骨、写意各个画种的全部技法，无论双钩、设色还是水墨都达到了花鸟画科班教育所要求的全面而系统的高度。
而在中央美术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学习中，他一方面研习古代画理画论，撰写出具有学术价值的博士论文，同时也在导师张立辰先生的指导下，进一步形成了中国画以笔墨造型语言结构自然生态的学术理念，在理论的指导下逐渐形成自己既源于传统，又与时人迥异的艺术特色。他似乎并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没骨专家”这样狭窄的定位上，而是广泛尝试各种技法，在大幅作品、扇面小品等多种表现形式上的探索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精品不断问世，毕业创作受到导师组的一致好评。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澍雨并没有像很多当代花鸟画家那样落入技法的俗套，陷入到那种单纯仰仗程式和概念，缺乏文人气和底蕴，“一说便俗”的境地。相反，他在技法的高度上保守住了笔墨语言的天然之趣。这是一种“拙”而非“野”的意境。用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的话说：野可顷刻立就，拙则需历尽一切境界然后解悟。野者矫揉造作，而拙者则为笔墨尽境。澍雨的笔墨技法，并非是单纯依靠程式的概念化符号，而是紧密围绕物象造型而存在，无论是花卉、兰竹还是翎毛、草虫，澍雨都能表现自如，一钩一点似乎都是为他所表现、精神为之契合的物象而生。读他的作品，能够让人在欣赏其笔墨结构甚至其书法题款的同时，不由自主地进入到一种欲与画面物象对话的状态之中。真可谓笔墨氤氲处，朴实无华，元气淋漓时，浑然天成。
由此我们可以来回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中国画学院教育所带来的艺术生态的变化这重问题。以往为人们所忽略的是，如果说徐悲鸿、蒋兆和的体系代表了西方绘画理念入侵对于中国画生态的根本性影响的话，那么问题的另一面则是，事实上潘天寿所开创的“中国画分科教育”的背后，也隐含着中国画生态的一次根本裂变。至此，中国画从传统诗书画印兼修的文人修养，蜕变成连山水、花鸟也要加以区分的现代学科和学院专业。从技法训练的角度，在当今学院教育中这当然是必须的；而对于当代中国画家的命运与选择来说，则这种专业化的后果并不总是积极和光明的。这从今天许多中国画家训练单一、知识狭窄、不通诗文甚至不敢题款等很多现象上可以看得出来。这样说绝对不是苛责前辈，而是看到，面对二十世纪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命运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前辈学者和艺术家的见解留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种只能墨守的经验，不如说，是向我们这个时代提出的一个永恒的、开放的问题。
我知道，澍雨作为新一代画家，已经开始展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努力。他在专注于花鸟画的同时广取博通，读画论、诗论，习书法、篆刻，在硕士和博士论文中，他对中国花鸟画的传承史上若干关键环节形成了新见，而读他新近撰写的关于写意问题的思考，关于时代对于中国画家知识结构所提出的新的要求等一系列的随笔短文，更让我们看到他画面背后的思想以及他对于人文思考的着迷。更加难得的是，尽管取得了同辈人所难以企及的高度，他却从不自夸，勤攻吾短，糜侍己长。我相信，有着令人羡慕的学术背景、全面的知识结构和醇厚谦和的心态的澍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一新平台上一定会为艺日新，在不断带给我们惊喜和愉悦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实践积极回应中国画这一传统的画种向我们所提出的时代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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