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关田于所著《颜真卿传》直言，《颜谦妇刘氏墓志》、《经石峪会刚经》、《文殊般若经》等碑版书，实为颜真卿书体中刚健雄浑的书风来源，在张旭、王羲之等同时代人的书法作品中也可找到某些相似的书风。于今，我们亦不禁思考颜真卿书法的根源，究竟为何？中国第二书法高峰，更是中国书法之集大成者，到底所从何来？
《颜谦妇刘氏墓志》局部
既承家学，又参名师。
颜真卿的书法艺术跟他的家学十分有渊源，因为他的历代高祖皆善草籀篆隶。《家庙碑》中，颜真卿自云祖先中能书者众，如颜腾之、颜炳之、颜勤礼、颜昭甫、颜惟贞。
既学故人，亦学唐代人。
家风既然学古，但随着初唐大家努力之下，楷书逐渐成熟。出生在盛唐的颜真卿，自当努力学习。所以他除了向张旭请益，还和怀素切磋书艺，但在起初，颜真卿应该是先向初唐大家们学习的。因为，初唐的书风还是宗王的。
得益于文人书法，吸取营养于民间。
除了杰出地继承初唐以来的书法成就，颜真卿又充分地吸取秦汉诸碑和民间书法的营养，如篆籀的内疏外密和向势，《张迁碑》的古拙雄强，《李柏文书》淳朴。
《张迁碑》局部
为何颜真卿的书法风格，会一路从科举所推崇的工整美观，转变为古朴雄浑？这跟他以一介文生，深入基层，吸收民间风格，或与文坛上所崇尚的返古思想，即古文运动影响所致。由政治动荡，影响文人思想，进而表现在书法上。颜真卿原本承继自文人的书法，在年岁的增加与阅历的加广之下，悄悄质变。
就书法本体来看，书风的形成主要是取法与创造决定的。取法是基础，创造是升华。颜真卿的书法能做到多方取法、转益多师。如颜真卿年轻时取法于褚书，并透过褚书，直取二王笔法，确切理解并掌握了二王以及魏晋以来的主流书法，体会其用笔结字的奥妙。
《李柏文书》局部
此外，颜真卿的学书视野也比别人宽广，除上述，他还从民间书艺中广取博采，因为颜氏家庭中的先辈，多人如颜元孙等人，从事前人文书遗迹和文字的整理工作，因此可接触到大量的、魏晋以来民间书手的墨迹，而颜真卿从小受家学影响，甚至应有临习这些作品的机会。若从敦煌、楼兰等地出土的晋唐民间遗墨，或魏晋南北朝其间的碑拓，一一与颜书相比较，也可发现略有相似之处。
颜真卿晚年载石以行，正因如此，他对笔墨与石的功用，理解得非常透彻，这对他写碑，也就是说对其写铭石书的形成，产生直接的影响。
《多宝塔碑》局部
他早期的《多宝塔碑》，实质上与当时的写经体没有多大差别，但后两年的《东方朔画赞》，却是正宗的铭石书了。铭石书有别于一般的手卷工作，它需要痕迹深刻，体势要雄厚端庄，而颜真卿吸收秦汉诸碑的经验，即书体的雄厚庄严，必须与碑的严肃性相一致，而妍美流丽的书体对书简手卷之作最为适合。
《东方朔画赞》局部
于是颜真卿采篆隶厚重的用笔，一变初唐瘦硬隽美的楷法，又取篆书体势，外密内疏，这种新创的书风，一方面便于深刻，使碑文字迹经久完好；另一方面，使书法内容达到完美和谐的境界。
天赋秉性，自然流露。
盛唐历史，赋予艺术以前所未有的气候与土壤，随着国力的强盛，一股充满浪漫主意气息的壮美华贵取代了以往优美淡雅的风格。颜真卿缘情而书，因志立意，从而一变为自己的风格。
如果说，初唐书法主要表现为一种奇妙的构思，精美的技法，和追求典雅的王家书风，同时，便现出一种端庄之美的审视，盛唐则主要表现为一种蓬勃壮观的气度与华美，到了中唐颜真卿之手，这些现象均已不复存在，一切仿佛都是不加雕饰的坦率与真诚，一种充满浩气的存在感。
直起直落，峻劲纯朴，丝毫没有书生式修边幅的酸气，自始至终是刚严、忠厚与务实精神的显现。他的美，不再是精致的庭台楼阁，柔情脉脉的美人婵娟，而是一种五岳式的壮美，完全出自天然的本性，书到颜真卿，可谓对二王书风彻底的变种，并于此开创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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