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字一忱。1986年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管理系，1990年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6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0年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2003年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方向均为书法艺术，导师均为欧阳中石先生。2005年起执教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系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院研究员、九三学社社员。
飞白书的“飞”与“白”
文/李永忠
关于飞白书，《辞源》的解释是“汉字书体的一种，笔画露白，似枯笔所写。相传后汉蔡邕所造”。《辞海》的解释与此类似。把飞白书与蔡邕联系起来，始见于唐张怀瓘《书断》：“案飞白者，后汉左中郎将蔡邕所作也。王隐、王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径丈，字宜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虽有此说，不言起由。案汉灵帝熹平年，诏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蔡邕字）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七）考《后汉书·蔡邕列传》，无一言半语涉及飞白书事。张怀瓘文中王隐、王愔、王僧虔也都没有提及飞白书与蔡邕的关系。何以张氏生当三人之后，反而言之凿凿？其实，这并不特别奇怪。古人在处理作者佚名问题上有时会优先考虑名人，“蔡中郎名头高大，天下碑版之名皆归之”（启功《汉〈华山碑〉之书人》，《启功丛稿·题跋卷》辑，110页），飞白书的作者归属可能就是这样的例子，至少在目前看来是这样。
蔡邕
不过，张怀瓘以蔡邕为飞白书创始者的说法倒不是毫无意义的。一方面，飞白书大概形成于蔡邕所处的时代，因而这种说法触及了部分事实；另一方面，在张怀瓘看来飞白书是重要的，否则他就不会累及蔡邕这样的名人。
认为飞白书大概形成于蔡邕所处的时代，主要根据如下理由：一，飞白书是八分之轻者，而蔡邕正好处在八分流行的时代；二，根据史料记载，汉代擅长飞白书的有两位书家，一位是蔡邕，还有一位是约略同时的张芝；三，最早出现的论说飞白书的著述是三国吴张弘的《飞白序势》，理论总是晚于事实，但又往往不会太晚。
蔡邕书法作品
张怀瓘对飞白书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是一种主观意向，而是有着一定的事实依据：一，飞白势赞类著述已有所积累，除张弘所作外，尚有西晋刘劭《飞白书势铭》、南朝鲍照《飞白书势铭》、唐崔备《壁书飞白“萧”字记》、李约《壁书飞白“萧”字记》、高平公《萧斋记》等；二，不少知名书家和帝王参与了飞白书创作，如二王父子、唐太宗（作品见图1）、武则天（作品见图2）等；三，政府有推广飞白书的举措，《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注》：“初内文学馆隶中书省以儒学者一人为学士，掌握宫人。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习艺馆，又改曰万林内教坊，寻复旧。有内教博士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集、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咏、飞白书并棋各一人。”
刘劭《飞白书势铭》图册部分
虽然飞白书曾经引人注目，但从整个发展过程看，它最终却走向了少人问津的境地。根据清人陆绍曾、张燕昌同辑之《飞白录》的统计结果，历代飞白书家人数如下表：
虽然每个朝代的飞白书家都不算多，但是，如果考虑到书法艺术发展过程中书家队伍不断壮大的因素，就会发现飞白书的参与人数是趋于萎缩的。更为重要的是，唐代以前的飞白书家中拥有一些书法巨匠，而宋代以后则不是这样，一流书家（如“宋四家”等）悉数与飞白无缘。而且，飞白书作品往往不为鉴赏家所重，如张燕昌颇以飞白书自重（作品见图3），但在包世臣《艺舟双楫·国朝书品》中却未入品题，其小楷反而被列入“佳品上”。什么原因使飞白书起先为人所重，而后又走向衰落呢？
梁虞和《论书表》：“子敬（王献之字）出戏，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一字，观者如市。羲之见叹美，问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书与亲故云：‘子敬飞白大有意。’是因于此壁也。”（《法书要录》卷二）又王羲之尝与友人书云：“飞白不能佳，意乃笃好。此书至难，或作，复与卿。”（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二十六）“意”是书法艺术的核心概念，而飞白书是有“意”的，它理所应当受到重视。那么，飞白书的“意”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
事实上，飞白书名称本身就包含着关于“意”的信息——“飞”与“白”。张怀瓘《书断》：“梁武帝谓萧子云言：‘顷见王献之书，白而不飞，卿书飞而不白，可斟酌为之，令得其衷。”（《法书要录》卷七。按，《太平广记》卷二百七亦载有此语，惟字句稍异）又唐权德舆《太宗飞白书记》：“缥缈鸿翥之势，轻浓蝉翼之状，子敬白而不飞，子云飞而不白，稽合众美，裁成绝世。”（《权载之文集》卷三一）又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论飞白法》：“又云飞而不白，又云白而不飞，盖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飞”与“白”是可以分而析之的，它们显然包含着不同的审美趣味。在“飞”与“白”合成飞白书这一书体名称时，各自的审美趣味也合成了该书体的“意”。至于“飞”与“白”的审美趣味，本文以为可以分别称之为“势的美”和“光的美”。
在美学意义上，“势”展示的是一种动的幻觉，欣赏者能够从中感受某种艺术冲击力。深入地看，势是生命现象的折射，因为生命意味着动态。具体到飞白书，它所表现的势是飞动之势，也就是上引权德舆所谓“缥缈鸿翥之势”和黄伯思所谓“飞举”之势。从书体来源看，飞白书出自八分书，“蚕头雁尾”是八分书的重要笔法之一，“雁尾”的寓意即是飞动，飞白书进一步凸显了飞动之势，并由此获得了典型的审美素质——势的美。
唐-尉迟敬德墓志盖飞白书，呈现了影响后世的书写模式
黄伯思所谓“若丝发处谓之白”，意为丝丝露白，这是飞白书“白”的由来。丝丝露白得之于特殊的书写工具，“或以垩帚，或以散毫，或以木，或以毡”（容庚《飞白考》，《容庚选集》，187页）。与日常使用的毛笔不同，上述特殊书写工具导致了书写效果的陌生化，并由此引发了关注。“白”即空白（当然，在书写媒材是白色的情况下，空白也就是白色的了），给人以轻盈之感，所以王僧虔说飞白书是“八分之轻者”，权德舆说“轻浓蝉翼之状”，张怀瓘说“萧子云轻浓得中，蝉翼掩素”（《书断》，《法书要录》卷七）。轻盈意味着通透，通透的本质是光的表现，“丝丝露白”也就是“丝丝透光”。光是包括书法在内的所有造型艺术的前提，没有光就没有造型艺术，古希腊美术十分重视对太阳神阿波罗的表现，就说明了这样的道理。考虑到光与造型艺术的关系以及飞白书的“透光”特征，可以说飞白书的“白”的审美特性是一种“光的美”。
“势的美”和“光的美”各有其独立的审美价值，二者结合起来似乎还会生成一种可以称作“轻盈飞动的美”，它们是飞白书的“意”主要内容。然而，具备了一定审美价值的飞白之“意”并不足以使这一书体避免没落的结局。
“艺术的本体是‘意象’，艺术的创造，也就是‘意象’的创造”（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243页），书法艺术也不例外。意象创造的理想方式是“探于万象，取其元精”（张怀瓘《六体书论》，《历代书法论文选》，213页），“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张怀瓘《书议》，上书，148页），创造的结果是“无形之相”（《书议》，上书，146页）。“无形之相”是从自然万象中抽绎而出的真元精气，真元精气来源于自然万象，但又不等同于任何一种具体形象，好像根本就没有形象，所以它是一种没有形象的形象。其实，没有形象的形象就是庄子所谓“象罔”，它是“道”的象征。“无形之相”触及了世界的真理（道），它的创造使书法艺术混成的、深刻的美得以达成。反观飞白书，其飞动之势和轻盈通透固然是意象创造的结果，但它们与书法艺术在意象创造上的审美理想却相去甚远——其创造方式是单薄的，达成的美是浅显的，多少有些经不起推敲。
张燕昌 飞白书
书法艺术的意象创造是从线条的塑造开始的。关于线条的艺术性，李泽厚《美的历程》说：“一般形式美经常是静止的、程式化、规格化和失去现实生命感、力量感的东西（如美术字），‘有意味的形式’则恰恰相反，它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中国书法——线的艺术非前者而正是后者，所以，它不是线条的整齐一律均衡对称的形式美，而是远为多样流动的自由美。行云流水，骨力追风，有柔有刚，方圆适度。”（43页。按，引文中括号部分系原文所有）线条的艺术性要求是表现多样流动的自由美，而飞白书线条的丝丝露白则过于程式化，与美术字的线条多有类似，明显缺乏表现力，有悖于书法艺术的审美理想。同时，艺术性的线条又组合成字，字的体势必然是变化万千的，可以想见，飞白书的飞动之势只不过是这万千变化中的一个例子罢了。
线条的组合不仅构成了千变万化的字势，而且使“光的美”得以生成。清笪重光《书筏》：“黑之量度为分，白之虚净为布。”（《历代书法论文选》，562页）又“光之通明在分布。”（上书，560页）“黑”指的是线条，“白”指的是线条之间的空白，黑白的分布展示出光的通明。又“黑有肥圆、细圆、曲折之圆，白有四方、长方、斜角之方”（上书，561页），黑白变化繁复，黑白组合的变化当然更多，所以黑白分布所展示的“光的美”也就难以穷尽。相比之下，飞白书通过丝丝露白表现的“光的美”则显然过分僵化、呆板（当然，飞白书笔画之间也有空白，但那不是飞白书的典型特征，不是飞白书成立的依据）。
唐太宗李世民《晋祠铭》
综上所述，飞白书以其“势的美”和“光的美”而一度为人所重，但是，随着书法艺术的发展，书法艺术的本质愈见廓清，书法艺术的审美理想越发彰显，飞白书的审美价值无可奈何地跌落至较低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飞白书的式微无疑不是偶然的。清张之屏《书法真诠·恶札第十三》：“书法有飞白之一种，不知所由来，或谓始于蔡邕，究难证实，恐系托名，唐宋人颇重之。余始以为殆即行草之渴笔，后乃知以木片蘸墨，勉强书之，绝不成字，真乃下流之极矣。”（《明清书法论文选》，1309页）将飞白书归为恶札一类，斥之为下流之极，此论终究不是空穴来风，尽管乍听稍嫌武断。
顺便提及的一点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书体繁化现象，如北朝王愔《古今文字志目》收录包括飞白书在内的书体36种，唐韦续《五十六种书》收录包括飞白书在内的书体56种。在名目众多的书体中，除篆、隶、楷、行、草外，其余大多数都落得与飞白书类似的结局。对于这些书体而言，造成式微结局的具体原因或许各有不同，不过，审美趣味浇薄应当是特别不能忽视的、共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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