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之言
我认为，樊萍的工笔花鸟画在“视知觉体系”中有着她独特而鲜明的表达。在把握物象的生动情态时进行艺术语言的有力概括。樊萍的工笔花鸟画正是于此显现出她的生动与真切，从而予人以撩拨心性的触动。在雨林风貌中以自然物象作为绘画的起始，去追求客体世界的本真、朴素与淡然，在内在特质上能够捉取它们寓于常态中不被人经易察觉的微妙变化和自然情态。那种平静之中不断蕴含的生命张力是最应该被挖掘的。可贵的是，画家樊萍在因循着雨林风貌的写生足迹中透过客体的表象，以艺术语言的准确切入概括了、保留了最为本真与动人的内容。
——尚辉/中国美协理事，《美术》杂志执行主编
情韵贯之，自得“明净”。樊萍的工笔画作品之所以与众不同，更是因为她把对自然生活的热爱，鲜活的情感带入到画面中，触景生情，以情贯之，在饱满的情绪记忆中，沉淀画面诗情合一的至真境界，最难得的是画家能在画面中传达出隐于内心的那份悟道，那份禅意之深沉。在艺术格调日益纷呈的今天，她的作品一直都保持着这种“明净”的气质，纯粹至真。
——叶建新/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意”为主导，跳出工笔花鸟技法的拘囿，在内容与形式上作出新的突破是樊萍一直以来的追求。近年来，她的创作、写生方向是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在进行意象提炼，凸显内韵的思想主导中她完成了“黑、白、灰”系列主题，作品一反其善于用色的表现技法，另辟蹊径，以线描与水墨的调和呈现“无色”的表现性，在画面形式上形成黑白灰的对比、过渡、留白、反衬、互补等艺术构成法则，以最本真、简约的艺术手法去处理最细密、繁杂的雨林风情可谓是独具匠心，画面既然“无色”，自然在视觉呈现上没有优势，那么画家就用“意夺”，以“意”贯通所有的绘画步骤与流程，在面对这一片多姿多彩的生命景象中，画家没有用任何色彩，却依然传达出至美优雅的意境，在内在神采的“意取”中做的充分到位，可以说，“意韵融象”，是画家樊萍在工笔花鸟领域最为有力的学术论点，她也是这一理论的亲历践行者。
——马小依/著名美术评论家
樊萍/教授，当代工笔画名家。
曾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师从陈绶祥先生。曾任山东理工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被授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称号、山东省九届、十届人大代表。
现为海南省三亚技师学院教授，三亚工笔画院院长，三亚天之涯美术馆馆长，山东省当代工笔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林业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
作品多次参加国际、国家、省部级大型展览，并有30多次荣获艺术奖项,多件作品被国内外收藏家珍藏;出版个人著作8部，发表重要论文20余篇。其中近年来撰写的《试论述传统工笔花鸟画的文化内涵与艺术品格》《新传统画家的自我审视》《黑白构象》以及《工笔花鸟艺术的精神投映与意境生成》等多篇论文引起了业界同行的广泛好评与赞誉。
樊萍 《晨曦》 203x110cm x 4
樊萍 《醉是繁花自在时》 70x174cm
工笔花鸟艺术的精神投映与意境生成
——文化内涵考量下的工笔花鸟语境
文 / 樊萍
工笔花鸟艺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孕育出纷繁多彩的风貌，而传统文化始终是推动这一画种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源流，工笔花鸟特有的严谨工整、细腻清和更是作为一种人文情结深埋于民族的血脉中。艺术与文化的自觉性创造性的发展着工笔花鸟这一古老画种，并在延续中不断填充进时代的内容。每当欣赏起历朝名家的经典之作时，也无不担忧和困惑着我们当今工笔花鸟画自身的处境，在缤纷多样的创新作品中，笔法薄弱，内容空乏，只是在形式感上创新，而文化内涵却在流失。我们应当在工笔绘画中重视本民族文化的特质，展现工笔花鸟的艺术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充满时代召唤、和内在感染力的作品。
中国绘画讲求超脱的视野，虚灵的境界，追寻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这既是画理，亦是道。因而在文化哲学的层面上体现出人对自然的感悟：内敛、平和、沉静，这是一种颇具古代智慧的文化品悟，它运用到绘画实践中便对应生成了画面三种富有层次的文化气质：含蓄、自然、淡泊。而工笔绘画的经典要义即是在此。我在长期的工笔花鸟探索中探寻到这一文化脉络，并十分贴切的运用到我的作品中。四条屏《芳春》、《艳夏》、《丽秋》、《清冬》作品遵循自然法则以及物象形态的客观规律，注重把对“物我合一”的深度领会带到画面中：一、在具象状物时很好的把握了鸽子、太湖石与花卉的透视与比例关系，做到惟妙惟肖，妙趣横生，传达一份含蓄、不饰张扬的淡然之美，在文化意象上呈现出内敛婉约的气质;二、以自然为切入点，在创作中尽量以自然之貌现自然之情。做到“天然去雕饰”，在文化个性上“卓尔不群、和而不同”;三、主客体的交融碰撞中，主观化的情感介入赋予客体活的灵魂，并伴随着我希冀能够达成的那种境界，释放出寄予胸中的情怀，淡泊是一种超乎象外、从容达观的释然，是一种对客体塑造艺术化呈现的文化凝练。当把含蓄、自然、淡泊作为文化诉求一一展现时，它便具有了文化精神的考量，从而在画面中投射出来。
当作品有了强有力的文化表述时，才能将工笔花鸟画创作提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形成作品的文化主题，才能在缜密的文脉中展现作品的叙事性。真正做到“形散神不散，形聚意更凝”。我在工笔花鸟画创作中一直研究线条、色彩与留白之间的呼应关系，如果画面清疏简约，神韵也不松散拖沓;如果画面繁密紧凑，意态则更为凸显集中。在四条屏作品《版纳风情》中，我以诗入画，寻找文化主题与画面语境的一致性。特别是在《版纳风情之二》中，画面烟岚萦绕，鸽群在奇石上觅得惬意，一派盎然生机。我以两句诗文“春风浮掠晓烟岚，鸽语簇香透石开”将自我从世俗杂念中脱离，带入“物我两相忘”的至空之境。
也可以这样说，在工笔花鸟画创作中，文化的存在亦是一种心灵参悟、积淀后的呈现，是心灵在艺术中体现出的精神活动与文化轨迹。所以，除了那份直面绘画时的“用心”外，我们还应注重在艺术实践反映文化内涵时的心灵的“在场”，心灵对客体自然从外在筛选到内在延展整合的深度推敲，这有助于达成文化寓意在绘画层面的心灵体验，所以心灵的参与为艺术与文化两种要素实现了双向的、可塑性的互动选择，艺术风格可以影响文化走向，文化的多元性又决定了绘画风格与审美趣味的不同。比如古诗词中的“婉约派”在画面中容易形成柔美、朦胧的氛围基调;而“豪放派”则易形成奔宕激越的主题情境。所以说，心灵像是一面镜子，照亮了相互变动、调整补充中的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并且使得二者呈现出艺术形式与思想内涵的高度统一。可以说，心灵的“在场”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心灵的参与，就无法实现艺术与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后的高度经典，只有用心演绎，文化诠释，创作出的作品才能动人心弦。
当作品有了一定的文化意味时，它便彰显出精神的内核，简而言之，文化的核心即是精神。有了文化哲思阐述的工笔花鸟作品才是有精神面貌的，有姿态、有风骨、有意蕴的、也是经得住推敲的。在我看来，工笔花鸟见之于文化内因的精神投映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性诉求的纯粹表达;二、诗性气质的自由贯通。在我近期创作的黑、白、灰工笔花鸟作品中，我以灰黑色系的视觉语言表达个性化的艺术主张，我用线条的穿插交错对花卉、鸟雀进行布局，用纯粹的水墨关系表现我心中多姿多彩的南国雨林，以巨大的视觉反差形成意蕴上的不同，更易凸显我的文化解读;而诗性特质一直是我所追求的。在画面中，如诗如画的演绎神采，呈现出一个地域风情与乡愁相互叠合的动态美感，那种弥漫其中的抒情式的咏叹，似乎是压着情绪的节点慢慢推开，这个错落有致的图景中暗合着古典诗的婉约灵动，自由升腾，把那种诗性的“思”渐渐提炼为作品的韵味与格调，这就使得这批版纳写生作品与众不同，形成了从写生状态到文化呈示的精神投映。
某种意义来说，文化与精神的相互关联构成了工笔花鸟的灵魂框架，使得作品不再停留于虚浮的表面，在思想主旨上有了归属感与指向性。而最关乎作品成败的意境生成也无疑包含在文化与精神的烙印中。
所以我在长年的工笔创作中总结出定式思维和逆向思维的绘画理念服务于意境表达。定式思维是指用普遍的工笔技法由形入神、由外而内的刻画;而逆向思维则是在作画前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情境想象由内而外的构思文化主题，寻觅精神立意。这样在作画时两种方式同时开启，每一笔都是扎实有力的，也是渗透着文化韵味的，从而在整体构建中贯通气息内蕴，注入生机和活力。
正如苏东坡所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我的工笔花鸟画创作多是浓郁繁茂的艺术风格，展现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机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其实，透过艺术演绎我所追求的不仅是繁华与绚烂的外部气象，而是归于本真的质朴，是一种“质朴——繁华——质朴”的终极追求。所以，那种繁华到极致的意蕴中必然隐藏着趋向天真的自然。是一种到达至高悟化后寓意平凡的不平凡之意。只有把心中的“净”与自然的“境”融汇贯通，才能达到这浓丽至极的平淡，雕琢至极的自然。
意境是形成文化内韵的关键所在，它在文化的多义性、隐匿性以及抒情、比喻、拟人的各种文学修辞中不断渗化，因而，是文化赋予了意境生命般的滋养，而意境也以它的朦胧婉约，或清朗隽意不断展现出工笔花鸟所蕴含的文化张力，意境的格调倘若离开了文化支撑，就无法在心灵的直视中沉淀出我们的思想，也就无法用绘画的视角传达出作为个体参与的人文情怀。
我在几十年的工笔花鸟画研究中，看到了工笔花鸟这条艺术之路的艰辛，对于每一个有责任感的艺术者而言，怎样的担当，怎样的文化觉醒都决定了我们呈现给观者什么样的作品，我的绘画宗旨是以文化为支点，感悟生活，直面心灵，彰显精神，挖掘意境，在自然状物中返璞归真，在从容创作时探寻淡泊之境。这也促成了我的工笔花鸟画作品在形式语言与内涵层面上达成了很好地融合，体现出文化关切与风土人情的内在碰撞与持续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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