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常将重要的典章制度、法律、文献镂之金石，宜子孙永保。战国以后，「金」——青铜器渐渐式微，石刻方兴未艾，在宣扬政教思想、孝悌传统和佛教精神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无他，因石料易得，石质牢不可摧，能显出神圣庄严之气象也。唐代有诗《边城》，其书“自指燕山最高石，不知谁为勒殊功”，东汉窦宪破北匈奴，登燕然山，为纪念这个辉煌的胜利，随军担任中护军的文学家、《汉书》作者班固奉命将这次战役写成铭文，刻在燕然山的石头上。这也就充分揭示了碑刻记功、记事的作用。
柳公权 蒙诏帖 46x70cm 徐家园碑刻艺术博物馆藏作品
碑刻之于石或木上，立于某地，或镶于某壁，尤其是那些墓铭，往往立之于荒野中，这种承载文字和图画的媒介在空间中占地较大，高度从一米到十几米不等，除了碑林之外几乎没有其它途径对碑刻的实体进行集中和收藏，为了方便研究，拓片成为普遍采用的最接近原物的再现碑刻的方式。据有关资料记载，拓术发明于东汉。蔡邕善书法，刻经书于辟雍学府外，以供大家观摩学习。因前来观摩学习的人多，且辗转反复多有不便，拓术也就产生了。在《隋书．经籍志》中说，“后汉镌刻七经于石碑（即熹平石经），皆蔡邕所书……共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可以说，拓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复印技术，也是记录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王士禛 诗一首 41x88cm 徐家园碑刻艺术博物馆藏作品
欧阳修喜欢搜集石刻拓本，因他地位高、朋友多，收集的拓本非常多。在展读拓本时，每有感慨，他就写上几笔题跋，还专门编了一本《集古录》。在书里他感慨道：“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留名呢？”文人希望借助石刻这种文献形式，让后人知道历史上曾经有某人到过此地。古代人之所以要题名、要题咏，除了标志自己的行踪，很多时候是看中石刻历史记忆的功能，希望后人借助石刻，记住自己，金石永年。
明代已有金石家，他们经常带着拓工寻碑。明代关中的赵崡就专门带着拓工去访碑，看到好碑，就让拓工去拓。金石家要求拓工拓十份，可以互相交换，这样一下子就流传开来。到了清代，很多地方比如上海、北京、苏州的古玩店都卖拓本。晚清有的拓工专门受金石家的委托，到处去拓碑，同样的内容一般拓多份，送去寄卖。好的拓本，多年以后还散发着墨的芳香。石刻本身是文物，拓本虽为纸本也是宝物。宋代拓本极为珍贵，明清拓本现在也很昂贵。
范仲淹 43x85cm 徐家园碑刻艺术博物馆藏作品
常言道“碑以书传”，古时的无论是墓碑、纪念碑，往往都与书写者的名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古代书法家都写过很多祭文，由于水、火、战乱等灾祸的毁坏，名家写的碑文流传下来的却屈指可数，那怕是断碣残碑都极为珍贵，如能得到蔡邕、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东坡、赵子昂等人写的碑文，无疑价值连城。2010年6月，国内的一次拍卖会上，北宋黄庭坚书法作品拍出4.368亿天价，创艺术品拍卖新纪录。这些书法之所以能幸存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些文字很多是刻在墓碑上埋入地下，被考古学家发现，才得以保留下来的，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碑刻。古代书法家的作品，除少部分作为随葬品埋在地下外，大部分是刻在石碑上流传下来的。
大魏碑 53x41cm
用墨把石刻和古器物上的文字及花纹拓在纸上的技术。是保存文物资料、提供临写楷模的重要方法。传拓技术，在中国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许多已散失毁坏的碑刻，因有拓本传世，才能见到原碑刻的内容及风采，如汉西岳华山庙碑，在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AD)地震时被毁，传世拓本遂为珍品；唐柳公权书宋拓神策军碑，因原碑已佚，仅有一册拓本传世，就成为孤本。传拓可将石刻、古器物铭文和细微的花纹清晰地拓出来，以弥补照相技术的不足。碑帖传拓方法主要有擦墨拓、扑墨拓两大类，还有蜡墨拓、镶拓、响拓等。
擦墨拓法
主要工具是细毛毡卷成的擦子。擦子要卷紧缝密，手抓合适为宜，将毡卷下端切齐烙平，把湿纸铺在碑石上，用棕刷拂平并用力刷，使纸紧覆凹处，再用鬃制打刷有顺序地砸一遍，如石刻坚固，纸上需垫毛毡，用木锤涂敲，使笔道细微处清晰，切不可用木锤重击。待纸干后，用笔在拓板上蘸墨，用擦子把墨汁揉匀，并往纸上擦墨，勿浸透纸背，使碑文黑白分明，擦墨三遍即成。
扑墨拓法
传拓用的扑子用白布或绸缎包棉花和油纸做成，内衬布两层，一头绑扎成蒜头型，按所拓碑刻、器物的需要，可捆扎成大、中、小三种扑子。把扑包喷水潮润，用笔蘸墨汁刷在拓板上，用扑子揉匀，如用双扑子，可先在下面扑子上蘸墨，然后两扑子对拍把墨汁揉均，再往半干纸上扑墨，第一遍墨必须均匀，扑三四遍墨见黑而有光即可。传拓摩崖石刻等，因摩崖崖面粗糙，可用白布包谷糠、头发、砂粉、锯末等做成扑子，将双扑子蘸墨揉匀后再拓凸凹不平的摩崖刻字。陕西省西安碑林传拓工作者，用马尾鬃制成罗底，然后内衬毡子、旧毛料做成罗底扑子，只用单个罗底扑子和一块拓板，拓出的碑刻拓片效果也很好。
自东汉始，书法渐成为一门艺术，为便于欣赏和学习，时人便有了复制金石文字的需求，我国先民独创的传拓技术发挥了作用。宋太宗时，《淳化阁帖》的问世，更是带动了官私刻帖的兴盛，引发了文人收藏、记录、研究古物的风气，金石学作为一门学问由此兴起，其所依托的载体——拓片一时炙手可热。
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其中的一个“一”便是指他收藏并引以为傲的“一千张拓片”；赵明诚、李清照也深陷这股热潮，他们“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是正讹谬，去取褒贬”，编为《金石录》；夫妇二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及“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的书斋之乐，一直被后世传为佳话。
佛心 41x64cm
金石学大盛则是在清代，从乾嘉到同光年间，黄易、阮元、吴大澂等前赴后继。履荒榛，探窈壑，登危峰，伐颓垣，访碑拓碑，并出版一系列理论著作，共同迎来了传拓技艺及拓片收藏的鼎盛期。此风潮至民国时期尚有余波，胡适、郭沫若、齐白石、鲁迅先生等均热衷收藏拓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珍贵拓本已难得一见。
拓片经单独保存或装订成书，或成为碑刻研究的对象，或成为书者研习的对象，如《中国碑刻全集》、《历代碑刻辑录》等专著。
徐家园碑刻艺术博物馆藏作品欣赏
王羲之 41x86cm
灯在菩提 42x95cm
董其昌 77x54cm
福绥海宇35x89cm
蒲松龄 净 76x67cm
400 - 0531 -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