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若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韩旭，又名韩秀娥，河北沧州人，职业女画家。现为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沧州芦社六闲人之一，是当今沧州乃至全国画坛十分活跃的著名青年女画家。

韩旭与著名画家黄镛夫妻齐名，二人因画相识，因画结缘，因画定情。在艺术创作道路上，二人亦师亦友，相拥相携，十几年风雨同舟。无论是长江三峡、黄河源头、内蒙草原、太行脚下，夫妻二人“与木石居，与鹿豕游”，采风写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正因夫妻同声共气，同气相求，同心协德，同明相照，故能以李可染先生“废画三千”的坚韧精神，不懈追求，从而演绎出画坛伉俪双壁的龙凤佳话。

韩旭，端庄秀丽，兰心蕙质，宁静平和，睿智机敏，人美画美，人画如一。长期的艺术修养，文化积淀，“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形成了艺术描绘与主体审美理想的和谐发展，形成了沉静典雅、平淡含蓄，，心物化一的美学风范。特别是受中华美术思想的影响，主张顺乎自然、物以载道，器以象生。强调尽善尽美、形神兼备，“得中合变”、“文象阴阳”、“巧而合体，精而为宜”。反映的是以“中庸”为度、“合度、合宜”为理想境界的审美观念。鄙薄缺乏意蕴、悖反物理、刻意雕琢的绘画创作。

纵观韩旭十几年的艺术创作，特别是近几年来，其创作技巧、方法、水平犹如井喷式爆炸般，提高之迅疾令人叹为观止，难以置信。回顾其成长足迹与艺术探索之路径，我们不难发现，韩旭日臻成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个性。一是和谐性。中国画美术思想中历来重视人与物、用与美、文与质、形与神、心与手、材与艺等因素的相互关系，主张“合”、“和”“宜”，强调外观物质形态与内涵精神意蕴的和谐统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和谐统一；感性特征与理性特征的和谐统一；材质工艺与意匠营构的和谐统一。注重和谐性，是韩旭作品最突出的特色。在其描绘祥云的系列绘画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万物生灵的和谐，天地和谐，天人和谐，构成了韩旭创作的主旋律，突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和谐特征下的宁静之美、柔和之美、平淡无华、岚气清润便跃然纸上，令人耳目一新，赏心悦目。二是象征性。中国画强调感官愉悦与审美情感满足的联系，多象征喻示人生理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多强调社会意识或人格理想。人格的显现、人性的光辉、有生命的气息、有社会的理想，集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审美境界。三是灵动性。中华美术思想主张心物统一。历来强调“得心应手”、“栩栩如生”，主张画家在绘画中充分体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情感。正因画家善于多角度、多时空、多层次、从主体来观察、判别，视觉与思维方式结合，阐述的是经历与经验的感受，集自然、社会、人与一身的理念。所以笔下万物都是生生不息的生灵，都是带有自身生命价值的情愫，都有着生命的节奏和呼吸，正所谓草木有情，万物趋灵。所以，在韩旭的绘画中，我们时刻都会感受到自然物的“生”与“化”，时刻都会发现“点”、“划”之间，隐藏着“三生万物”的生命哲理，在线条和画面中浮现着阴阳之运行，流动之生命。而中国绘画向来追求的“情”、“趣”、“势”、“韵”、“神”这些生命姿态更是活灵活现，放射出生命之活力与文化之灵光。

坦荡、从容、宽宏博大，面对世间人事万物无执于“物”、无执于“我”，永远保持清净明朗的率性，是韩旭简单洒脱的人生态度，也是其一贯奉行的艺术创作原则。我笔画我心，描绘的对象永远是我见、我思、我想。学习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物，近睹鸟兽之际”。追求“传神”的艺术效果，是韩旭最高的艺术梦想，体现在其作品中，无论是竹径通幽，寒潭清碧，鸟语花香，还是山高林密，万里冰封，风急雨骤，都凸显的是其心灵的纯真、宁静、  自然、高洁。崇拜自然，包容万物，是韩旭小女子别样的男儿情怀。“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照顾气魄”。画作既有诗味，又合金石气，更具书卷气。时而柔美、宁静、平和、温馨，时而气势磅礴、孤峭凌峻、耐人寻味，引人入胜。

宽厚仁和，温良敦实，精美洗练，幽丽淡雅，是韩旭画作的主体风格。师法自然，效法先贤，博采众长，自成面貌，是韩旭不懈追求的艺术境界。东晋时期，提出“传神悟对”“迁想妙得”绘画主张的顾恺之，博学多才，生性洒脱，善画能诗能文，名著一时，时人以“才绝、画绝、痴绝”誉之，是中国历史上有画迹及画论著作流传至今的最伟大画家，也是韩旭最崇拜、仰望的艺术泰斗。顾恺之的“传神”主张，已成为中国画的创作发展准则，也是韩旭一以贯之始终奉行不渝的圭臬。唐代画家张藻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主张，要求意存笔先，画在意中，强调融化物我，创造意境，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生动境界，则成为韩旭艺术创作的基本前提。南朝齐梁时期著名画家和理论家谢赫首次在其著作《画品》中，提出“六法”，标志着中国绘画理论体系的确立。“六法”是指绘画创作要求和评定准则的六个范畴，即气韵、骨法、应物、随类、经营、传移。“六法”涵盖了总体构思、技法规则、造型要求、画面布局，学习复制等绘画创作的全部内容。提出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的准则，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有联系的理论框架，树立了中国画的艺术标准，也成为韩旭恪守不移的根本原则。艺术的发展取决于对艺术规律的认识，揭示和把握，进而形成对艺术实践的指导原则。正因坚持从绘画理论中不断汲取营养，从不同种类，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个性的名画佳作中博采众长，从而使韩旭逐渐提高了对艺术创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能力，形成了自己的绘画观念、绘画风格、绘画特色。无论山水花鸟、写意工笔均真美合一，理趣兼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中国画是中华民族绘画中最主要、最重要绘画方式。是东方艺术精神的最重要表率之一，对中华文明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在悠久的绘画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一大批耳熟能详的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国画大家。如卫协、顾恺之、吴道子、阎立本、张彦远、赵孟频、文徵明、郑板桥、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干、黄宾虹，潘天寿等不一而足。这些国画巨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熔铸古今，别树一格，开辟了中国国画艺术的新视野，新天地。历史不能倒退，也不能停滞，国画应取法前人传统，而不拘前人陈规。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涌现一大批国画后起之秀来探索中国画的崭新语汇。生逢其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国画家，韩旭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全面精湛的绘画技巧，幽丽淡雅绘画风格，祥和平实的时代特色，无疑应以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勇敢气魄来承担起植根于传统，而不忘创新的历史责任。

翻开韩旭画集，美轮美奂，佳作连连。由于坚持突出时代特征，重视绘画创新语汇所揭示的艺术规律，文化现象，遵循个性理念符合时代发展要求这一基本原则，讲究“无法之法，自有我法”，通过艺术语言和独特视角，显示出画家禀赋、人格、才情、手法，从而达到了兼用并茂的艺术境界。

中国画主要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类，所谓“画分三科”。韩旭画技全面，人物、鞍马、山水、花鸟、竹石无所不能，水墨、青绿、工笔、写意诸体兼擅。画作题材丰富全面，如辛弃疾诗“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学初唐诗人王维“援诗入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创作中重视布局构思，讲求意在笔先和形象思维，注重艺术形象的主客观统一。重视描绘的一致，色泽的华美，场面的把握，作品时刻显现柔美华丽祥和的文化基调。笔法上注意重轻缓急，强调不同力度、不同质地、不同势态的描绘效果。“有常体而无恒形”。尤其在山水题材表现上，着重碧青和着色勾勒，使其山水画具有浓重的装饰趣味和审美效果。值得指出的是韩旭的山水画，特别重视高远、深远、平远的观察的理论和描述效果，力戒绘画中“板、刻、结”绘画“三病”，注重“神、妙、能”三种境界。更加重视对描绘对象的全面深刻把握，强调重视自然状态下描绘对象的神情姿态，四时晴雨。从而使其山水画别有“意境”、“生”气，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在笔墨运用上，注意粗简变化，融汇前人精华而不露斧凿痕迹，秀润流丽，温柔敦厚，清淡雅致，显现出“中和”宽厚气象。生动之处，删繁就简，标新立异，别出心裁，流露出别开生面的磊落潇洒面貌。时人谓之“涉笔即古，脱尽画家之习”。    

卧龙生《铁剑玉佩》云：“一曲映三月，曲江起祥云”。祥云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渊源

共生、和谐共融的文化概念。热爱祥云、陶醉祥云、描绘祥云是韩旭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晚色霞一片，秋声雁一行。韩旭国画的优美意境和精神内涵正如苏东坡词中的描绘一般，时而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潇洒；时而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时而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智慧；时而又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风华绝代，温暖可亲。令人流连忘返，其乐融融。当代著名国画家黄宾鸿诗云“江山本如画，内美静中参”，韩旭以其高尚人格与山水花鸟画作的内美交相辉映，在当今画坛独树一帜。其艺术创作之氤氲气象正所谓，“花若解语还多事 石不能言最可人”。期盼韩旭 “致广大，尽精微”，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