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王申勇的印象很深。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在安徽美术出版社任副总编，就以高等美术院校教材的形式出版过他的《工笔走兽画》《新工笔动物画》《工笔动物画新技法》《工笔猫狗技法》等一系列图书，发行量很大，广受读者的欢迎，也使王申勇崭露头角，让人们记住了这位在工笔走兽画方面颇有建树的青年画家，显示了他资质颖异、英才早发的天赋和深厚的艺术发展潜力。
弹指一挥间，近20年过去了。王申勇始终步履坚实地走在这条路上，矢志于工笔走兽画创造的信念从未发生过动摇。他经历了在中国美术学院两年的深造学习，经历了在这一领域的上下求索与推陈出新的思考，也经历了一次次地创作实践、一次次地在全国中国画大展中荣获重要奖项。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王申勇依然年轻，却早已闻名遐迩。他的独树一帜的工笔走兽画已在名家如林、佳作如云的中国画坛卓然而立，为他在美术界和广大群众中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和声誉。
在北宋末编写的《宣和画谱》中，花鸟画科被细分为五门：花鸟、蔬果、墨竹、畜兽和龙鱼。可见以“畜兽”为题材的绘画古已有之，历史已相当久远，历代也不乏画牛、画马、画虎、画猴等名家，且在白描、淡彩、重彩、没骨、水墨几个重要技法方面都做到了相当的深度，动物、鸟类的丝毛画法也已应用纯熟，有些技法程式则已经达到了精典的地步。在历史的回望中，王申勇从临摹入手，走进了传统，走进了前人。当他从唐人鞍马、韩干《五牛图》、李公麟《五马图》、黄筌《珍禽图》以及易元吉画猴、林良画鹰、张善画虎乃至今人冯大中虎画中一一走过之后，他还是在刘奎龄的走兽画前停了下来。他惊叹这位近代工笔画大家在这一领域从题材到技法的开拓所作的贡献，他钦羡这位功夺造化的艺术家作品不仅造型准确、精细逼真，而且富于神韵、充满生气，尤其是他在继承宋元传统基础上又能融入西法的戛戛独造，令王申勇五体投地、茅塞顿开。可以说，是刘奎龄的绘画艺术为王申勇的动物画提供了最直接的参照，启开了他的思路，明确了自己的主攻目标，那就是踏着刘奎龄借鉴西法塑走兽之形的脚印，迈出他在艺术中寻找自我的第一步。
于是，他沿着刘奎龄的创造之路，开始了他艰辛的创作历程。他画虎、画豹、画牛、画羊、画狗、画狼、画马、画羊、画猴、画兔、画鹿、画骆驼，也画刘奎龄先生未曾表现过的藏獒、龙、猪、鼠之类。但他的目的并非是对前辈艺术的复制和重现，而是希冀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去作深度的开掘，重建自己的具有个性化的艺术风格。他的灵丹妙药就是遵循“长安画派”领军人物石鲁的主张，“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他的“伸向传统”就是向传统学习，由流溯源，真正掌握历代名家所积累的工笔走兽画的经验，力求在保持一流技法高度的同时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图式和面貌；他的“伸向生活”就是向生活学习，以自然为师，紧紧抓住“写生”这一重要环节以带动技法的新变，推动走兽画的发展。在王申勇看来，在中国的传统绘画里，“写生”就是“写生活、写生命、写生气”，它与西方绘画写生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对于写实的强调是中国画的出发点而非终点。正如美学家宗白华所言：“一切艺术的境界，可以说不外是写实、传神、造境；从自然的抚摹、生命的传达，到意境的创造。艺术的根基在于对万物的酷爱，不但爱他们的形象，且从它们的形象中爱它们的灵魂，灵魂就寓在线条、寓在色调、寓在体积之中。”这段精辟的论述仿佛是对王申勇工笔走兽画的真实写照。他爱他笔下的那些生灵，线条里盛满情，色彩里装满爱。他从观察开始，以写生为起点，将西方绘画中包括形、光、色在内的写实技巧转换为中国绘画体系的一部分，他的作品也因获得外来滋养而发生变化，形成了与前人不同的新的现代形态，进而达到“形神并至，笔境兼夺”的意趣，为他的工笔走兽画在保持民族特点的同时，获得更强的表现力。
王申勇走兽画的历史性超越集中表现在他的《熊猫系列》作品的选择和创造上。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历史上除了吴作人先生写意熊猫之外，王申勇的工笔熊猫是前人未曾涉猎的领域，可谓当今画坛第一人。他的卓荦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一个人见人爱而又难以表现的稀有动物，更在于他的工笔熊猫作品所表现的高度、难度与深度。所谓“高度”，是指他作品格调之高、品位之雅，是指体现在作品中所显露的画家本人品格、气质、专业水平和艺术修养方面的因素，不落俗气和浊气，如古筝弦音，弹出非俗非雅、不俗不雅、亦俗亦雅的曲调，令人耳目清新。当然，格调之高雅也与他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所采用的技法，所继承的传统不可分割。所谓“难度”，是指王申勇表现熊猫的技艺不是简单，而是难得的精妙。在前无古法可资借鉴的情境下，如何表现熊猫的皮毛质感、量感及圆厚丰满的憨态，都有相当的难度。他必须在逼真的肖似、精细的润染、构成的手法等方面都要有新的发挥，新的创造。一方面他要努力探索、实践一种新的工笔画风，一方面要不断突破一个个新的难点，意在使现代人的情感升华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笔墨形式。为此，他不光要推出“立于前人之外”的新面貌，还要找到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出新途径。所谓“深度”，是指他作品“画外之意”、“象外之旨”的深邃。他不以表面的真似和娴熟的技法为目的，重要的是他在艺术上要求把描绘的对象深化。他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追求新的意境、新的情趣，把熊猫的灵性、特性、习性，连同它在大千世界的天真意趣刻画出来，画出了它们温顺平和的性情、活泼顽皮的天性以及令人疼爱的稚气。作品浓郁的人情味感染着我们，使我们心里荡起一种关爱生命、保护动物的人道主义情感。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王申勇不断以自己的艺术实践拓展工笔走兽画艺术革新的表现空间，无论是在前人表现过的题材中提升，还是在新的表现对象的选择中探索，他都坚守两个基本的观点：执著与超越。一方面他执著地坚守工笔走兽画这块艺术领地，坚定地认为中国工笔画有很强的生命力，无论就它的艺术本质或它的媒材而言，无疑都是世界上优秀的艺术形式之一。另一方面，他内心深处的一个强烈愿望就是综合中国工笔画媒材不可替代的特殊表现力和西画的色彩、光感、肌理以及三度空间等方面的造型手法，去营造具有视觉感染力的高难度景观，去实现绘画性的超越，为当代中国工笔画的创新开拓思路和视野。正是这两方面——执著与超越，使王申勇的工笔走兽画始终保持一以贯之的绘画特点，它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王申勇的工笔走兽画是写实的，属于工致细腻的语体。他的写实语言是在兼融中西的基础上形成的个性表达方式。素描造型的功力隐藏在形象的塑造的精微、皮毛质感的逼真表现之中，细而不腻，工而不匠，惟妙惟肖，生趣无限，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式的“以形写神”的能力，充分发挥了工笔画周密精到的优长。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他虽借鉴了西法，其精神、其面貌则是民族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第二，王申勇遵循的是今人反复提倡的“深入生活”，是古人强调的“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王夫之《姜斋诗话》）的创作原则。源于对生活体验的明察秋毫，他掌握了走兽的习性和生活特征，对走兽的解剖和皮毛色相的浓淡、明暗也作过细致了解。凭借敏锐的感受和想象力，他赋予作品以一定的情节内容，甚至赋予动物以人性的表现，有意引发欣赏者的生活联想，使作品获得丰富的生活情趣。因此，他的作品自然而然，情景交融，充满爱心，也有他的人格所在。不用说，只有自身对动物世界有真情的艺术家，才会发现对象中的“物之理”、“物之神”的“物之微妙”之处，才能在艺术中做出如此自然地表现。
第三，得益于他对山水花木树石兼擅的全能才艺，他把动植物在一定时空、气候条件下的气氛、质感和细部变化诉诸直观，有类如写实西画的真切感。他对走兽的背景进行多方构想和尝试，不做概念化或标本化描写，总是以相应的自然环境衬托主体的生动神态。或以花草树木相伴，或衬以田园风光，且无不技巧纯熟、笔精墨妙，山水、花草、松柏、树石运用得生动自由从容不迫，与表现主体构成一种统一、自然、和谐的整体。从这里不难看出，画家是如何认真地对待创作，如何重视每幅作品的完整和优美，也使他的工笔走兽画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现代样相。
屈指算来，王申勇潜心于工笔走兽画已有20多年，除了题材不断有所拓展外，他的艺术风格也有变化，变化主要在表现对象的迥异，在于构图和情景的百出不重。但相对于许多艺术家来说，他的绘画风格是稳定的，不求大变，这与他不追时尚的沉稳性格有关。也许有人会担心，这是不是他艺术创作裹足不前的表现？其实，他的众多作品都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的每一幅作品，包括同一内容的系列作品的反复表现，他都会用不同的构想和手法创造出生动的形象、氛围和情调，足见他各不相同的匠心和旨趣。他是一位努力找到一点，并深深开掘下去的人，稳定的风格正是他的作品不断得以升华和提高的关键所在。纵观画家的艺术历程，我相信，这位无比执著的艺术家是绝不会满足于现有水平的，而这一点正是一个希望超越历史、进入历史的艺术家所必需的可贵气质。我将以极大的热忱关注这位艺术家的新走向。
2013年7月8日完稿于北京王府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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