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永川

我和永川相识时间并不算太长，大约是几年前在崇明的一个活动上。虽然此前也常有朋友说起阿甘，但一直没有机缘结识对方，直到那次在崇明，我们一见如故，聊得很是投机。永川为人随和谦逊，有着很好的人缘，很多朋友都是因着他而聚在了一起，他的画室也因此变得亲切。

永川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在意生活的人，我们每次聊天的打开方式很少是谈画，而总是从聊生活、聊日常开始，往来谈笑间，又总会自然地过渡到画题上。这或许是我们可以走近的原因，我也是差不多这样的类型。当然，空间距离也是构成友谊不可小视的因素，至少对于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住得近，使得我们可以随意择时闲聚，这种生活在时尚之都也算是一种奢侈品了吧，我想。

永川的画面上总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气息，他画的是荷花，是荷塘，但又并非是荷花、荷塘，似乎正如苏轼所主张的，咏物而非留意于物。其实永川画的是一种生活，一种属于画家内心的源于生命体验的生动气息，这种气息也承接了宋人绘画留予后人的一些可贵的品质，当这种气息穿行于画面所营造的具象空间时，那种属于中国绘画特有的意蕴便产生了，从此意义上来说，工笔是无所谓新旧的。

近两年，永川的画面与一种红色结了缘，我想称这种红为“永川红”，而坊间已有更为权威的流传，叫做“阿甘红”。以红色为基调，这在过去的工笔画里是很难见到的，一般都觉得红色不好控制，而永川有一套办法来把控画面，让这种基调有了一种神秘而优雅的气质。你当然可以将其解读为某种与魔都相适应的当代性表征，但我更愿意从另外的角度来观看，尽管还未曾与其本人切磋，我倒认为，永川是在以此种红来保持自身与时下流行的复古情调之间的距离，或者说以一种不古来见证这个时代的“古意”。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永川画中就没有了当代性诉求，而恰恰相反，我觉得，“永川红”正是一种个人化的当代语境的尝试，但却不是过去那种图式符号意义上的当代性，毕竟那种硬邦邦的符号坚守，总归不是长久之计，尽管它曾经成就过一代人。时代在不断变化，人心也随之起伏，只有生活，在任何时候总是鲜活的，总能孕育感动。一个画画的人要在这条道上长久而快乐地行走，终归还是要回到生活中来。所以永川常自谦说自己很笨，这样看来，其实他是聪明的。

据我所知，永川的学画经历中并无所谓的师出名门，显然，他也没有幸运的家传，甚至也没有可资炫耀的学院背景，而这恰好使得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化解传统，演绎生活，从而少去一些人为的约束。当然，能够做到这一切，也需要一种坚毅，才情和对艺术的执着。这也正是我佩服永川的地方。

此刻，我仿佛又见永川正漫步在夏日清晨的荷塘边，观赏着晨光中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感受着江南池塘里的红芳脉动，露润花香，体味着与自然契合时的那一番恒常的惬意。

己亥初寒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