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在西方曾经盛行，逐渐被表现主义所分解。西方现实主义绘画艺术映射了特定的时代意义和社会发展状况，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 种文化思潮和创作方法，表现了艺术家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认识，通过对现实生活具体、真实的描绘表达艺术家的情感与审美理想。
秦嗣德《旧天桥·顶》244x122xcm 纸本设色 2019年作
而新现实主义对当下社会具有“修正和补救”的现实意义。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核心概念进行了更清晰、更一致、更严格的界定，新现实主义绘画在对现实的真实、叙事、表意、空间、语言表达等方面有更明确的文化主张和精神指向，用万物相依、众生平等的哲学情怀，广泛关注当下的各个层面，是对社会现实的真诚表达，这种表达，蕴含着历史进程中最为可贵的人文关怀，也在呼吁受众关注社会发展中繁荣与危机并存的现状。
中国画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性与1970年代末的“伤痕美术”一脉相 承，“伤痕文学”“伤痕美术”引发 了我们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反思。伤痕美术、八五思潮的兴起，影响到 1990年代开始的文艺与价值观念的 发展与变革。
秦嗣德《别——逆行者》129x260厘米 纸本设色 2020年作
艺术家开始一面回望历 史，一面对人生、对艺术精神归属做 普遍追问与探究，我们凭借当代社会 的元素，从平凡普通的个体状态中捕 捉最能代表他们群体精神的情态实 质，既而转入普通个体生存的现状与 社会现状的追问。与此同时，当代中 国画写实人物的表现中，现实主义的 表达只是打开了形式表象的窗口，并 没有进入现代社会群体精神的深处与 思想观念的那扇门。甚至是从造型理 念到形式语言及主题表达，都没有形 成一套完整的逻辑体系。
主题类同、绘画语言、图式结构呆滞相似，千人 一面的视觉形式，对当代社会现状的 思考有技无道，又一次进入了单一的虚假的再现模式。重形式轻思想，是当代中国现实主义人物画创作与表现 的主要病结。
秦嗣德《惠安女》1 180x98cm 纸本设色 2018年作
新现实主义诗歌是由70年代 “朦胧诗”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流派， 是融进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而新现实主义绘画的表达，不仅仅是一个流 派、一种思潮、一种精神，而是在基本的绘画观念中，具有对现代社会深度表现意义与批评意识的深刻倾诉，揭示与表达个体与现实的依存关系，反映主体的精神诉求。
蒋兆和 《九兰打夯》 镜心 设色纸本 1958年作
新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的表现意义，在于怀着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来表现特定身份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揭示人性本质的唯美善良、苦难与困惑。作为反思与批判性的文化语境下的水墨形式，作为当代社会中不断丰富扩展的多元的艺术形式，新现实主义水墨人物也是一种文化意志的先锋表达。
水墨人物写生在新现实性的表达中延展了写生的本义。写生具有对传统笔墨归属的感知性，也有现代水墨观念的表现性和实验性。既有完好的笔墨技巧与视觉形式，又有精确的造型观念。这无疑是新现实主义人物画向前发展与突破的重要资源。
杨之光 《 恒河之舞》 画心 设色纸本 1996年作
中国画写意中对笔意、笔迹、造型趣味表象下的形式语言的表达，具有深度的美学价值和实践厚度。现代水墨语境中的所有痕迹及其审美取向，仍然以传统的传神精神作参照。新现实主义的写生创作，建立在对传统水墨思考与西方造型意识的介入中，形成水墨的当代情境与精神诉求。如果没有对传统审美的思考与介入，新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抛弃历史的路径依赖，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现代水墨人物画写生，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所指向的写生形式，新现实主义人物画的写生融入了对社会现状的关怀与介入意识，也为造型与水墨观念赋予了实验性与扩张性。题材的拓展、语境表达的多元性，无不拓宽着新现实主义人物写生创作的表述空间。
杨之光《还是铁人的样子》
绘画性不再是流于表象的写实，而是融入思想，融入万物同体的感同身受。现代人的情趣、淳朴、善良、奸猾狡黠、精致利己、漠然、无奈、卑鄙、崇高，恰恰是新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深度契入时代的重要因素，它揭示了时代变迁中乡土情怀漂移的敏感和阵痛。当下社会背井离乡成为常态，而离乡背井从来是人生的浩叹，既是心灵的流放，也是情感的落差与游弋。新现实主义水墨精神，就是关注、表现这种社会变迁下城乡迁徙之中的普通民众，他们在现实中的精神游离与生存状态。水墨表现不一定拘泥于形式的浮华与宏大的叙事现场，而是将个体的真实与时代的荒谬和变异紧密撮合。
黄胄 《塔吉克少女》 立轴 设色纸本 1990年作
是每一个体的尊严、个体的生存经验，构建了艺术世界的普遍性语言符号，艺术家的思想与现实情景因此达成了血肉同盟。面对社会和人的困惑与无奈，较真实地 表现当下的时代性历史性，如是，无论是独立的写生抑或主题性创作，即使是表达同一主题，艺术家也会从不同角度，创造独立的视觉思考。
杜滋龄 《帕米尔雪韵》 镜心 设色纸本 1999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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