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中的“长尾笔”
汉字是方块字，不过，在书法作品中有一些字的个别笔画被书写者处理得很长，大大地超过了方块的范围。这样的笔画本文姑且称之为“长尾笔”：它们常常是字的末尾一笔，即便不是末尾一笔，也好像是字的“躯体”拖着的长长的尾巴。从历史的情况看，长尾笔是书法艺术中的一个特别现象。长尾笔涉及竖、横、捺等笔画，本文重点讨论竖画长尾笔，一方面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另一方面是因为竖画比其他笔划在长尾笔现象中更为常见。
东汉建和二年（148年）摩崖刻石《石门颂》是极为重要的一件隶书作品，其中“命、诵、升”三字各有一长尾笔（图1～图3），这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王昶《金石萃编》：“是刻书体挺有姿致，与《开通褒斜道摩崖》隶字疏密不齐者各有深趣，推为东汉人杰作……碑中‘命’字、‘升’字、‘诵’字垂笔甚长，而‘命’字几过二格……汉隶所仅见者。”
图1 《石门颂》“命”字
三字中“命”字尾笔最长，也最为人们所留意。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命’字垂笔长过一二字者，因石理剥裂，不可接书而垂下耳，非可以律隶法也。”摩崖石面难以平整，时见裂纹，刊刻《石门颂》的石面就是这样。翁方纲注意到，“命”左下方有一斜形裂纹，影响了下文的正常接写，却不妨碍“命”字尾笔的较长延伸，遂认为长尾笔系权宜之举，而非常态。针对这种说法，翁同龢在为《石门颂》所作的跋语中说：“今验精拓本‘命’字末笔，其驻处实止数分，下当石裂，故空二字耳。苏斋（翁方纲号）既辩为石理剥裂，而仍指为垂下，似未尽也。”可见，他断定“命”字长尾笔的下半部分是斜形裂纹之外的另一条垂直裂纹，该垂直裂纹恰好接续了“命”字的尾笔，但它并不是尾笔的构成部分。
图2 《石门颂》“升”字
翁方纲和翁同龢都在考虑了裂纹因素的基础上对《石门颂》“命”字的长尾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升”字、“诵”字并没有受到石理剥裂的影响，为什么各有一长尾笔呢？郭荣章指出，有长尾笔的字例都有着特殊的象征含义，“汉时人善颂亦善祷，往往随事喻指，颂祷结合。‘命’字垂笔之长，象征汉王朝长久不息也；‘诵’字垂笔之长，意谓长诵不已也；‘升’字不仅垂笔略长，且横笔亦长，显系书者对其上司王升之崇敬耳”（《石门摩崖刻石研究》，第16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对于《石门颂》的三个字例来说，郭氏的解释或许还过得去，但是，设若将这样的解释加以逻辑的引申，将发现它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详下）。
图3 《石门颂》“诵”字
王昶的话中有“汉隶所仅见者”之语，其实除《石门颂》中的字例外，汉代碑刻还有类似的字例，如刻于永兴二年（154年）的《李孟初碑》之“年”字（图4）。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云：“详其（‘年’字）笔势，盖以当穿未得放笔，故于穿下不嫌过垂以伸其气。此不独可悟书法，亦文章蓄泻之理耳。”（按，不少汉碑在碑的上半部凿有圆孔，叫作“穿”，王惕甫《碑版广例》：“其碑文有居穿下者，有因当穿而废其数字者。”）在《李孟初碑》的穿的上方没有足够的位置书写“年”字，勉强书写，必然受促，而在穿的下方则有足够的位置可供施展，故翁氏以为‘年’字的长尾笔的意义在于受促于前而“伸其气”于后，包含着所谓“蓄泻之理”。无独有偶，刻于延熹二年（159年）《张景碑》也有一个长尾笔字例——“府”（图5），其所处位置既与石理剥裂无关，又没有受到穿的影响，这又当作何解释呢？
图4 《李孟初碑》“年”字
事实上，在早于或与汉代碑刻隶书同时的汉代简牍隶书中，长尾笔的字例是十分常见的。简牍没有“穿”，亦不存在剥裂等影响书写的因素（单支简牍的成本很低廉，如果在书写时已经剥裂，就不会用于书写），似乎也没有理由认为特殊的颂祷含义导致了长尾笔在简牍中的出现，总之，上文列举的诸多关于长垂笔的诠释在此全派不上用场。
图5 《张景碑》“府”字
不独隶书，草书也有长尾笔。刘熙载《书概》：“隶书《杨孟文颂》（按，即《石门颂》）‘命’字，《李孟初碑》‘年’字，垂笔俱长两字许，亦与草类。然草已起于建初时，不当强以庄周注郭象也。”（按，刘氏认为草书的形成早于碑刻隶书是正确的，不过，草书的形成要比建初时早得多，裘锡圭《文字学概要》：“草书的形成至迟不会晚于元、成之际，很可能在宣、元时代就已经形成了”，见该书第86页，商务印书馆）又崔瑗《草势》：“腾蛇赴穴，头没尾垂。”（卫恒《四体书势》）隶书中的长尾笔也许是对草书长尾笔的承袭，那倒是郭象注庄周了。其实，至迟从汉朝到今日，长尾笔代相递接，一直未曾消失过。认识到长尾笔在汉代碑刻隶书之前、之后、之外的广泛存在，相信就不会对“命、升、诵、年”等字感到惊讶并作出充满偶然性或传奇性的解说了。
（未完待续）
400 - 0531 -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