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瓦乔的水果篮用衰败表现了时间的流逝。强调了这个月亮之下的不完美的世界的易朽性。
从来就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画家，也从未以画家自视，对于画画，我从来都是以兴趣为之，但当越来越多的人以画家视我之时，再审视我自己，才发现，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不论你怎样看自己，你在他人的心里已然是他人的心里的样子了。通过自述，广而告之，虽不能尽解众人之虑，却也是自我保护的一层好盔甲——尽管盔甲也是易朽的。
弗洛伊德的超越快感原则，直接指向了生命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快乐，一个是死亡驱力。
人的生命一开始，就承担了两个任务：一个是尽量多的享受快乐，一个是和根本不可抗拒的死亡妥协和抗争。所有的教育，要么是压抑我们的快乐，让我们尽量少的享受快乐，并许诺一个本不存在的美好幻像；要么就是把死亡描绘成无尽的深渊，让你不敢靠近。本质上，都是压抑，但压抑却造成了更大的认可，追求尽量多的快乐和对死亡的向往就这样隐藏在了我们的欢声笑语之中、我们的快乐成长之中、我们作为接班人的自豪之中。
我画的第一幅有印象的画，是画在里屋门口墙上的一把大刀，那天早上，家里的人都去地里干活，只剩我一个人在家，百无聊赖之际，从墙和麦囤之间的缝隙中抠出了藏在里面的电池芯，一挥而就，一把大刀。画过程，真快乐啊，以至于，成年后画的许多画都在寻求儿时的那个感觉。大刀——杀死敌人的工具，为什么会在描绘大刀时获得快乐？暴力、勇武、杀死对手，在快乐里果然藏着朝向死亡的力量。
最鲜艳的花朵，植物的性器官，指向快乐原则；最鲜艳花朵的易衰败性，也指向了死亡驱力。
人类对于自我证明原则和自我约束原则的悲壮意识，而这种意识正好跟人类对于衰老病痛(以及生命有限)一词所含之意全然屈服形成对照。
学习画画，是被动的选择，只是为了考上大学，离开农村，不必像父辈一样在庄稼地里刨食，幻想着过上不必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城里人的生活，所以没黑没白的画，儿时最快乐的事竟然变得索然无味了。终于，在掌握了一些考试的套路后，上了大学。掌握了套路，是被驯化了的结果，并且极力向别人证明了自己是可以被驯化的，哈哈，自我驯化和自我证明之间是由于屈服而来的悲壮。
大学里遇到了好多好老师，好多好同学，眼界顿时大开，仿佛另一个世界。但是，乡巴佬进城，尴尬、局促是免不了的，自我介绍“shangzhenchi”成了“sang zen ci”，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没办法改变，只能躲起来，把自己埋在书里，拼命地读，以为可以把自己藏起来；和德永兄天天在一起刻印，小小的天地也可以藏起来。慢慢的，局促少了，跟着锡杰先生学大写意，虽然各门课程也都尝试认真学一下，但是最喜欢的还是锡杰先生的大写意课程，他去哪个教室讲课，我都尽量去偷听，刚开始根本听不懂他的家乡话，时间长了，竟然也能模仿他的口音了，只有他教我的大写意方法才能让我回到儿时挥洒大刀的快乐。喜欢大写意，也是渴望释放自己，因为被驯化的太久，在肆意地挥洒中得到了补偿，可以充当自己世界里的主宰者。崇拜徐渭——扭曲的疯狂背后是骄傲，骄傲的底色是自卑。自卑的不是自己的自卑，是所有的有抱负的、能力极强的、孤傲的、不屑于奴颜婢膝的人们的奴颜婢膝。
如果徐渭见到我，他一定会惊讶，惊讶于我的长相，居然和他一样——貌似骨鲠，实则猥琐！
至乐和死亡是徐渭的原始力量，浇灌出了发泄式的、毁灭式的野气。这种野，是真正的野，野的恢宏、野的茫无涯际、不可端倪。
毕业后在梁山当老师，几乎梁山所有的高中都教过，十四年里，住的地方搬了十二次。一直想进入体制内当老师，考了很多次，每次都因别有用心的人从中作梗，终于，没能进入体制内，以临时工的身份，从梁山黯然退场。十四年里，虽然始终没能放下无法一张安静的画案，但是，漂泊中，画画真是最好的慰籍。因为漂泊的心态，特别钟爱野塘白鹭、寒塘栖鸭、疏雨荷塘、寒林牧归等等题材。即使是画牡丹月季之类的花，我也在色彩里调入一点淡墨，以期能得些许荒寒之意。荒寒，是在梁山所有的作品的基调，不论人们对那时作品的感受如何，荒寒之境是当时无意识的流露。这些题材都有一种濒临腐败的美，在死亡的边缘，是死的预告书，那里藏着的凌厉、狰狞、干枯、破落、凄凉的自恋，有时候，会边看自己，边看残荷寒鸦、野塘秋雨，顾影自怜。
十年落魄尽归酒，
万卷文章泣零成。
谁知世间商疯子，
寄身尘上一个僧。
世间事，本来多不平，况且卖艺为生，仰人鼻息，更让从事艺术工作多了些无可留恋。唯从事艺术工作之幸，在不仅能于不平处挥洒牢骚、抒发块垒，也可以于平常处照见自己的无奈猥琐和磊落光芒。
如果再让我选择，我宁愿不做所谓的画家，更不愿任何人把我当作会画画的人。因为，一旦有了这个能力，只要有人喝彩，你就会拼命表演，像极了小时候在家里客人面前表演的那个孩子。话语的逻辑，所有的话语主体都是一个蠢像，他者是谁？是虚荣心？是客人？是表演的快乐？都不是！那只是一个蠢像、一个废物、一个可笑的表演而已。
400 - 0531 -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