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书法是中国传统书法的一座高峰，享“圣”之誉。一本中国书法史，大半由王羲之及其余续相组合而成，王书体系成了中国书法的正脉。
但历代文人对王字的态度迥然有别。一般习王者沉浸在那个连“准绳”都很模糊的状态之中，以为亦步亦趋乃获至宝，自然迷失在“书道”之中，也有一些书家拆骨还肉，却成了“新创”的代表，王书的余绪。
齐高帝萧道成评张融书云：“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张融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在举国宗王的时代，似空谷足音，对王书一统以有力回击。
唐人尚法，不如说是唐人尚楷。这与唐代“楷法取士”有关。今人都会取法孙过庭，其实孙氏书法在唐代实属一般。纵观唐虞、欧、褚、薛、颜、柳诸家，除虞世南有明显王书痕迹外，其他皆风标自立。尤其是大唐书风之代表颜真卿，楷法严谨，一改王书之儒雅中和，呈雄强姿势，别开新面。不仅如此，颠素之狂更掀开了草书的神化之境。这些与王书风格迥然的书家虽没张融这样“忤逆”之语，却在实践中完成了对羲之背逆。
宋人尚意书风本是对魏晋风韵的延续，却走向了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的呵佛骂祖。米南宫有“宝晋斋”，以“集古字”自居，足见对晋风之仰慕，可最终走向“一扫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的心灵逆变，晚年更自诩其书“无一点右军俗气”。元杨维桢更是标榜“性情”，“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其书与“奴颜”的赵孟頫形成巨大差异。这显然有背“发乎情而止乎礼”的儒家经义。
明祝枝山曾书一手王字，其岳父李有桢讥为“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从此，“闭眼一任扫”，这“一扫”，遣散了羲之的妍媚。同代徐文长似乎与祝氏的“一扫”相呼应，狂言“莫言学书书姓字”，“一扫近代污秽之习”。稍晚的董其昌一向以赵孟頫为超越对象，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引以禅学，营造“无法”之法，探求“淡逸”之境。
晚明王铎学书用工之勤，宗法二王，但强调“他人口中嚼过败肉，不堪再嚼。”正如其跋《米元章告梦贴》所云：“字洒落自得，解脱二王，庄周梦中，不知孰是真蝶，玩之令人心醉如此。”纵观王铎书法，“魔性”充溢，令人神往。傅青主更是宣扬“四勿”、“四宁”，扬起“丑书”之旗帜，彻底掀翻了被奉为“尽善尽美”的王书躯壳。这种学书立场一直延续到碑学和近现代丑书之中，乃至今天的很多知名前辈。
他们曾是王羲之的忠实信徒，却在叛逆之路上走向了自我，也消解了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对垒，编撰了一本灿烂的书法演变史。可以说一本宗法王羲之的书法史，就是一本“叛逆史”，通过“叛逆”，撕毁了王羲之书法一向文质彬彬的君子形象，是从文质兼备的君子，一步步滑向重内修而不重形象美的跛足道人，或者说书法的美渐渐从圣的高度走向人的境界。严格来说，这种“叛逆”是通过对书“圣”形象的“破坏”来得以实现。
羲之书如同高纯度的“海洛因”，一旦沾染，便无从罢手。古人如此，今人亦然。从上世纪末兴起的王字书风，至今正影响着大多数年轻书家。他们内心的纠结是：有的因投师无门得不到王书笔法而苦不堪言；有的因笔法不准而忙于求索，奔走于南北东西；有的深陷王书笔法的套路而欲罢不能，似乎离开了王字笔法就不知书为何物。古人学王书的感受，我们只能从叛逆者的心声中依稀领略，而今天的后生们正经受着“圣书”所带来的苦痛。
就王羲之书法本身而言，羲之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一无瑕疵，且找不到相同意趣的帖样，且没有真迹。即便是佛教徒还能见到高僧舍利或真身塑像，可我们所膜拜的只能临摹赝品，欲得真传，太难，这是痛苦的。其次，从前人宗王的条件和高度而言，在唐以来学王高手中，像者有孙过庭、米芾、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白蕉数家。
孙氏《书谱》，草书，用笔劲捷，疏于局促，气格小，无王书之平和、悠闲和豪迈。米南宫云：“臣书‘刷’字”，足见其对王书的叛逆，王书只有大量的“铺毫”与少量的“绞转”，他算背道而驰了，仅有“信札”中还保留着二王的意味，但又过于野逸，假如王羲之是君子的话，米芾真是个机关算尽的“小丑”。赵孟頫书深谙王书笔意，但无论是笔法还是结构都格式化了。文征明过于劲爽、锐利，缺少逸气。董书一心要超越赵孟頫，最终甩了他，稍欠浑然，在“淡”中求趣，走向成就自我去了。白蕉委身于沈尹默旗下，可得王书之风神与散逸，但也仅此而已，因为王书的内容还远不止这些。
不过，面对这些大师级前辈，我们又显得渺小了，他们竟成了我们不可逾越的“摹派”之墙，或者说他们已成为后辈宗王的又一杆标尺，这又是痛苦的。
假如说，白蕉处在一个中国传统书法的文脉还没有完全断裂的时代，又有沈尹默的引领，成了二王书法余脉的终结。那么，就文化背景而言，我们更是痛苦的。在经历了“五四”、文化大革命后，传统文化经受了巨大破坏。改革开放前的书法，面临着没有传承人的困境。如果说江浙地区的书法艺术还能引导全国书风的话，那是该地区还有几位旧朝遗老，但他们未必是王派书风的承继者，不过是尊崇艺术发展与传承的规律薪火相传而已。我们可以想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前辈们经历着一个无奈的书法时代，危难之际，设置了书法专业，随后学科建设也进一步健全，才使得书法传承渐趋正途。在一股股书法之风的最后才是“二王风”，这是从上世纪九十年开始的，这也是由二王书法的高度决定的。可这是依靠一张张王书赝品、及王字的继承者们的印刷品来重新拾起，并唤醒沉睡已久的王家笔法，我们太无助了。
还有，今人还有多少人在整天练字。一般为工作之余，偶拾时间临习，即便是专业工作者也不整天拿毛笔。我们的困境是，假如上世纪大家还在运用硬笔书写一些文件之类的话，那么，今天的“无字化”办公，已经把书法推向只有少数人在固守的所谓专业工作了，可我们还在奢谈着王羲之书法的高度，这更使我们陷入痛苦的境地。
对于今人学王羲之书法，还没有做出一个学术的评估，我们只能简单做一评价。即，不是匍匐在赵文敏的脚下，就是死啃一本《唐怀仁集圣教序》，这根本就没得晋人之气；有的在赵、董、米、孙等几家做一综合，似乎已志得意满，卓然成当代二王体系之大家了；也有的是当代“集古字”，集得合理、自然，并协调于一件作品之中，似乎已让人难以望其项背了。诚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学王羲之能如此程度也不是件易事。
另外，今人所做的这种临习、拟作，或所谓的“集古字”，几乎是在没有传承人的状态下完成的。拟作也因字法缺少等，满意之作少，大都以赵孟頫为追摹对象。所以，今人对王书的模仿，还不如说是对赵孟頫作品的主观性拣选，充其量是在此基础上搬弄了一些二王字法、米家笔法等，勉强成篇，这不是喜悦，而是痛苦。不过，对于一个不思进取的“奴书”者而言，则是一种满足。目前在二王的传承上主要有两派，即苏派、浙派。苏派注重书写的自然性，但对王书字形不做形体上的苛求，虽有笔性，却显疏散，不够谨严；浙派重字形之惟妙惟肖，斧凿之痕明显。也有一些作者结合两派之得失，择善而从。其它皆为两派之流。
艺术发展的规律不仅是继承，而是继往开来。当我们还沉静在王书世界所给带来快乐的同时，痛苦也接踵而来，如何摆脱王书特性成了后学者们的最大困惑。不过要成自家面目，脱离王系风貌又是必然的选择。好比借人财物，到时候必须奉还，借多少就得还多少，如此才可自立门户。我看今天好多的王系高手，早晚会落得身无分文。这恐是我们最为痛苦而不愿看到的事了。因此，今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如何深入王书所带来的苦恼（也有喜悦），另一方面是如何走出王字系统的无奈。
王书是妍美的，可当我们走向自我的时候，王书的一切，即笔法、字法、章法、韵味等，无论是多么的迷恋，也是人家的，如断奶之婴孩，无论何等恋母，离开是必然的。
不过，如何走向自我须善于发现自己的书写特性，必须撕毁古人的“面具”，而多接触生活是寻求破解之策的良方，而且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聚沙成塔。
至于说最终蜕变后的“新我”是异类，还是丑怪，那就只能靠各自的造化了，艺术道路是每个艺术家个人的事，没有哪个成功的艺术家是可以复制的。不过，成功的前提就是去“羲之化”。我们书写的是自己的传奇，而不是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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