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物画创作始于2009年，迄今为止也不过十余幅作品，其中大部分是藏族题材。作为一个内地画家之所以对青藏高原感兴趣，一方面是由于机缘巧合，有偶然方面的因素，佛家讲究因果，对此我深信不疑；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高原独特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以及生活在那方土地上的人群，对我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无法言表却又难以割舍。
我的水墨人物画作品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个性和人生经历、教育背景有关，其中个人性格起了决定作用，我并不反感当代水墨在观念与表现语言上的多元化面貌，并对一些优秀的艺术家与作品表示敬意与欣赏，为他们的探索精神所深深折服。在一段时期自己也曾迷茫与动摇过，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对吗？是不是太落后而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但当浮躁的内心静下来之后，细细翻读少年学画时自己曾反复临摹、研读过的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伦勃朗、丢勒、荷尔拜因等西方大师们的作品后，自己就坚定了信念，这些大师对人的精神与内心的刻画，通过各自独特的艺术语言表达的淋漓尽致，那种永恒性与力量感是不朽的。在中国近现代，西方绘画的理论与实践的引入改变了中国传统水墨人物画的样式，特别是在造型观念与表现力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西式素描与传统笔墨的结合，为水墨人物画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徐悲鸿、蒋兆和作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把对人的表现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人精神面貌与现实内容的刻画上都做得比较成功，使中国水墨人物画迈入了一个新时代，这充分说明现实主义表现语言、表达方式是有旺盛生命力的。语言本身没有先进与落后之说，只是表达自我的方式与角度不同罢了。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才一直坚持写实、坚持具象、坚持从生活出发来进行人物画创作。对于造型与笔墨的关系，我认为笔墨要为造型服务，只有达到形象与神韵兼顾的造型才是笔墨的精髓。笔墨的变化要以描绘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好的笔墨没有固定的样式，要与具体的形象与作者的感觉结合起来，做到从对象身上观察的准确，不能只强调笔墨自身的表现力与形式，失去了内容存在的笔墨是没有意义的。造型的凝练与单纯是经过反复锤炼与推敲而得来，笔墨一定要源于具体的感受，要为笔下具体的、有个性、有特征的表现对象来服务，这样笔墨与造型才能避免程式化与概念化。
刘昌盛作品《青海湖畔》180cmx180cm 2014年
（该作品摘自艺盘刘昌盛精品展示作品）
刘昌盛作品《远方》68cm×68cm纸本金卡 2015年
（该作品摘自艺盘刘昌盛精品展示作品）
刘昌盛作品《母子》68cm×68cm 纸本金卡 2015年
（该作品摘自艺盘刘昌盛精品展示作品）
刘昌盛作品《高原春讯》180cmx180cm 2017年
（该作品摘自艺盘刘昌盛精品展示作品）
我的作品创作过程很漫长，遵循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创作方式。从到实地采风写生、搜集整理素材、挑选形象、画各种小构图，到最后定稿，接下来是素描稿、线稿、色稿，直到作品的最后制作完成，要历时数月。其间有痛苦、有惆怅、有遗憾、有茫然若失，当然也有快乐与欣喜。作品的制作过程实际上也是一次内心的体验过程，一张画最初的创作冲动往往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因素，有可能是由某个人、某个场景或某种心绪而引起的，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一旦有了这种想画一张画的愿望时，内心就充满了激动与兴奋，但要具体落实到纸面上时，往往又无从下笔，没办法明确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这是矛盾而又有趣的过程。面对众多的素材资料，无法找回当初的感受与激动，一幅作品的产生并不是简单的生活再现。我们知道现实主义（Realism）通常包含两个涵义：一是狭义上的，也就是指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一种文学艺术思潮；另一个是指艺术创作的方法，即按照本来的样子来表现和反映生活，在这里主要谈论后者。客观性是现实主义的一大特征，是指画家要客观、冷静、真实地去观察和表现生活，既不像古典主义那样唯美，矫饰性地去描绘加工生活，也不像浪漫主义那样按照主观意愿将生活理想化。而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来真实反映生活，描绘自然纯朴的现实。现实主义艺术把普通人的生活作为主要题材，描绘普罗大众的生活真实。我曾几下青海、甘肃藏区，亲身感受过藏族同胞生活的方方面面，参加过几次六月会、赛马会、祈福法会等大型活动，也曾与他们有过深入的交流，当时就有用绘画来表现的欲望与冲动。但如何表现，如何才能把感受同内心所依靠的为自己所感动的具体对象相结合起来，尽可能还原生活的“真实”，这都是一个问题。那么尊重自己的内心，注重内心的体验与感觉到的真实，来寻找自己的绘画语言与表达方式无疑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绘画过程是辛苦的，但看到作品中的形象在笔下逐渐鲜活起来，慢慢具有生命力的时候，似乎又能找到最初的亲切与感动，一切的观念与技法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样作品的意义才会呈现出来，尽管它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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