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日娜的画很难归类,或者是表现主义的,或者是风景画,或者是表现主义的风景画。如果说是表现主义的历史风景画恐怕就很难接受,因为还没有这个类型的说法。在西方美术史上,古典主义风景画就是从历史画分出来的,在这种画中,风景占有很大的比例,当然也是古典主义的构图,历史画的内容点缀其中,或者是有情节的故事人物,或者是古典建筑的废墟。这样的风景画就不是单纯的风景,风景被赋予历史的含义和古典的精神。如果是这样来看乌日娜的画,那也不是单纯的风景,而是历史与精神的象征。与古典主义不同的是,她的那种表现主义手法有很强的现代感,她不是有意地描述历史,而是在自我表现的过程中也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某些感受,某些对生活、生命和现实的感受。
乌日娜的风景非常荒凉,黄乎乎的沙漠,孤零零的枯树,无边的死寂,不尽的黄沙,完全是一个不宜生命存在的地方。这是内蒙西部的额吉纳,那儿有壮观的胡杨林,每年秋天,胡杨林是一片灿烂的金黄,吸引了无数游人。那儿还有一个古老的河道,曾经是黑河流淌过的地方,现在是灰暗的荒滩,上面是枯死的胡杨。胡杨有千年不倒千年不朽之说,它成为顽强生命的象征,尤其在远处金黄色的胡杨林的衬托下,生命与死亡的对比竟是如此强烈。从画面上看,乌日娜并不是对景写生,她画出的是印象与感受。她也不是按照一般风景画的规则取景和构图,画得非常随意,表面上是凭感觉画的,实际上却有着强烈的内在表现力。这是一场生命的对话,自然的生命与人的生命。她感受到的是生命的顽强,生存的严酷,除胡杨外,她还画了戈壁,突出的是戈壁滩上的石头,除了环境的恶劣,还能感受到生命的死寂。显然,她的画已经超出了一般风景画的范围,风景是一个中介,通过这个中介表达感受与思考。
自然是人的能力的对象,人们从自然感受到美,是因为人的本质力量作用于自然并反映于自然。具体到一个艺术家,在风景的选择和表现上也是个人意志的体现。大多数人是按照通用的趣味来选择风景,这样的风景也更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和欣赏。乌日娜的风景是自我的表现,从风景中看到了自我,之所以说她的风景是生命的对话,就是说她把生命的表现挪进了表现的对象,对象也被赋予生命的意义。她的风景不同一般,首先就在她不为欣赏而画,她不追求唯美,也不追求写实,她不是那种诗意化的构图,而是把最具有生命力量的对象置于视觉的中心,用笔粗犷而质朴,而且粗犷的笔触往往与形结合在一起。笔触在这儿不是风格和样式的意义,而是她自己独特的造型方式。她的用笔游离于似与不似之间,既是一个对象的表现,又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她很好地把握了身体的语言,不是用熟练的技巧画出对象准确的造型,那样就是对对象的客观再现,个人被消解在技法中。她的用笔生疏、粗犷而质朴,凝聚了个性、气质与意志,对应着对象的原始与野性。因此,我们看到她笔下的胡杨,即使是濒临生命的终结,仍然充满勃勃生机,仿佛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在支撑。这种生命的活力就是画家自身生命的灌注。通过笔触的运用,画家将自身生命的力量传递在胡杨的表现上,胡杨就不再是孤立的自然对象,而是生命的象征。胡杨树只是一个例子,乌日娜不只画了“怪树林”,也画了活着的胡杨树,还有戈壁和沙漠。她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画这些对象,就形成了她的独特的风景画。这种风景画不是如实地描画真实,而是有主体的风景,或者说是画出了风景的内在的真实,这个真实就是艺术家的主体意识和精神,对象被赋予了她的意志。
不过,乌日娜可能没有主动意识到这种独特性,因为她本身就是顺其自然地作画。她对主体的认识就是画中的人物。有人物的风景就如同历史风景画,因为人物总是有文化与身份的规定,这种规定构成作品潜在的主题。乌日娜画的都是蒙族的人物,有歌舞的男女青年,有游戏的少男少女,有沙漠上的商旅,甚至还有佛像的幻影。如果把这些人物和风景组合起来,可以看出画家有一个明确的主题设定,那就是一个民族奋斗与生存的历史。当然,乌日娜并不是在画严肃的历史题材,这些人物都画得生动而随意,完全是从她的感觉中生发出来的,好像是一个印象,也好像是一种记忆,就和她作画的方式一样,这都是来自她自身生活的感受。她相信她的成长就像她的民族的历史一样,就是在严酷的环境中奋斗生存下来的。其实这正是乌日娜的作品最为感人的一面,因为有人的存在,风景才有意义,尽管她的风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风景。
表面上看,乌日娜的画很不时尚,也不追赶潮流。她的画好像是在过去的时代,使人怀想和动情。她好像是荒原上的旅人,孤独地行走,独自地沉思。她看到某处景色,可能极尽荒凉,但却映证了她的心思,她会感到那才是美的所在,于是她将热情的生命投入其中,于是荒原、荒林和荒野都具有了生命。从这个意义上看,她的画又是在时代之中,甚至是时代的前沿,因为她表现了环境,表现了生存,当然还有人和环境的相处,人类奋斗的历史。这些似乎超出她的画面的承载,但这一切被她都感觉到了,而且以自己的方式表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