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应是什么,是对山水画本质定义的追问,似乎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在我们阅读任何一本山水画史,它都在寻找这样或那样的一个定义。但真的山水画会有一个定义,会有一个关于本质的定义吗?是从山水画的滥觞期,如宗炳时代就已经给出这样一个定义,还是到成熟的唐宋时期,它有了一个本质的定义呢?还是现在从艺术史的角度应该补给它一个定义?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我的思考是,山水画一直在那里,我们却不能给它一个精准的定义。这是因为,一方面语言是否可以准确陈述的问题,另一个方面,是否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的问题?书法是这样,山水画还是这样,我们不应该也不能给它们一个精准的定义,甚至这样的企图的出发点都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突然想到了阿瑟·丹托。
最近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阿瑟·丹托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从江苏江阴参加画展开幕回来,赶上了最后一天的讨论——社科院刘悦迪先生的发言是有启发的,他是国内研究和介绍丹托的重要专家,我早期关于丹托的阅读多来自他的翻译和写作,这次他的发言同样相当精彩。他关于丹托是本质主义还是历史主义的质疑,具有启发意义。我当时就在我的微信中记下了我自己的思考和疑问——本质主义还是历史主义,可以是一个话题,也可以是一种思考的方式。丹托关于艺术的定义,对照他同时代的乔治·迪基,以及迪基的学生卡罗尔来阅读,我以为丹托还是一个本质主义者,他在追寻对艺术有一个本质性的定义,显然这是他的局限,艺术真的可以定义吗?数百年来,西方学者作过无数的尝试,我想他们无论智商有多高,最后他们都失败了,因为本质主义者注定是有其局限的,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黑格尔所言说的艺术,会与我们今天言说的艺术具有相同的本质吗?这点是显然的,我们是在言说一个相似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东西。
回到山水画的思考,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处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之中,我们言说的山水画均是具体不同语境之中的山水画。今天早晨此刻,我站在北京怀柔怀北镇的椴树岭山上所思考的山水画,显然不同于宗炳所说的《画山水序》中的“卧游畅怀”的山水画,也不同于石涛的“搜奇峰打草稿”的山水画。之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名词来统一地陈述它,或许只能借助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的分析,以及卡罗尔的家族相似的历史叙述原则罢了,它们只是这样的一个存在着某些共同点的历史相似物,带着某些相似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只是两个相近的历史时代最接近的东西,而相差历史越久远,它们就一定是愈加不同,甚至完全不同了,我想我们今天所言说和思考的山水画,已经完全不同于宗炳的时代了——它只是一名两物。
想到了这一点,我还有什么好困惑的呢,尤其是在今天一大早爬上了椴树岭山上,俯瞰山下的小村庄——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是连续五年都过来写生的地方——按说这些山水风物我都已经相当熟悉了,但每一次面对它,我总有一种不知道如何动笔的困惑,是我对传统的技法不娴熟,还是我面对自然景观在笔墨的转换中没有自己的语言呢?我脑子中迅速地过了一下,这些年我面对这片山水所描绘的所有作品,我果断地认为这些都不是我困惑的原因。我不同时期的写生中,都有自己当时相当满意的作品,这点是肯定的,但每次又都有自己的困惑,我想这也许只是自己在不断思考的原因,去年,我也是这个地方,并也就是在这个房间中,利用一个早上的时间用电脑敲下了《山水写生中对“形式生命”的思考》的文章,显然此时我不再关注这个问题,我对山水画的理解和定义也有了新的变化。
近期,我在阅读和思考乔姆斯基关于的先验的智性结构,由此想到了先验的视觉感知结构和情感形式。这是我从西方的学术思想出发的思考,在开车接袁培英老师一道来怀柔写生的路上,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是不同的角度,他从禅修的实践出发,谈到了天性存在的问题——我们对自然秩序的理解是来自我们的内心,不应该来自知识,后天的知识。看来东西方的思考在这一点上,都触及到了这样一个相同的层面。我们在画面中最后要呈现的笔墨也好,秩序也好,其实是来自我们内心一种先验的存在,这种存在可以是一种秩序,一种情感的形式结构。西方说是先验的存在,我们说是天性的。这只是言语表述的不同,但都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地方。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还有什么成法所拘束呢,我自用我法——多么的石涛呀。我来写生的目的,就是要挖掘自己内心之中那种先验存在的秩序和情感的结构——这也是身体感觉的一种表达。我的山水画不再是历史时期中任何的山水画,它只是来自我内心的山水画,它在山水画的历史序列之中,保存了某些家族相似的基因罢了。
想到这些,我心释然,我可以动笔去画了。画存在我身体感觉之中的山水画——历史序列中一切的山水画,既与它相似,却又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