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并置——崔雪涛绘画的美学异质

艺术追求的是一种品质和格调，这种品质和格调并不只是简单的形式上具有某种趣味的瞬时美感，它有着很强的独创性和思想性，而这种特性又在繁衍于东方文化厚土中的中国当代艺术中显得尤为重要。在社会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精神世界中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得人们对于思想情感的认同上有点出位，在审美规范上游离于现实而很难得到和谐的美。社会就如同一幅画面，它是由基本的点线面组成的，而在当代艺术的创作实践中，很多的艺术家为了追求某种形式或者思想的表达，往往只注重描绘某个点上的对象，甚至是把这个点孤立的拿出来无限放大，这样的艺术创作无论你背后的支撑理念是什么，它都将是表面上的一个物质呈现，无法深入人类和社会的生活深处来表达真正理念性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不可能具有独立的艺术品质和美学异质。

传统与当代的解构与并置

格调之美在于它的婉转顿挫，是一种艺术品味，每一个维度都有其独特的性质，是独立破出一个空间抑或是一个个包容。艺术家崔雪涛非常注重自己美学理念异质的表达，这种美学异质并不是艺术家自己天天宣扬出来的，而是在其无意识的创作中从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一种精神上的特质。这种精神上的特质在遇到艺术美学时发生了一个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就形成了他骨子里的一种美学异质。这种美学异质在崔雪涛的艺术创作实践中的最直观的体现就是解构与并置。崔雪涛并不是一个拿来主义者，他的作品中很少有直接拿来就用的一个物质对象的描绘，他面对自己要表达的对象和艺术理念时，首先就是在充分的了解原型的背景下将其彻底解构。这一点无论是在其画面中占据创作主体的人物还是作为背景存在的静物甚至是边上的一些题跋文字上都呈现的淋漓尽致。崔雪涛绘画中人物的动作、形象、表情、服饰都不是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存在，都存在着某种艺术上的处理，这种略显夸张变形的人物并不是千篇一律的风格，而是根据艺术家要表达的情感情境以及某种格调审美的需要而特别创作出来的。有些人物形象充满了讽刺意味的丑化变形，有些人物形象又是靠着惊艳空灵的艺术美化处理带来强烈的视觉反差。艺术家的创作就应该是这样多层次的跨越自己的审美极限，不能只局限于一个频率的自我重复，要形成自己艺术创作风格更宽广的一个场域，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中西方美学文化、传统与当代、旧材质与新媒介才能够形成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元素并置。

水墨画一直是中国文化和传统的象征，它以独立的东方哲学、美学系统为土壤，以笔墨纸砚为表现载体，呈现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民族审美趣味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国水墨画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在社会剧变的今天，传统的水墨画已经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同时由于现代人的修养和成长的环境已经完全与古代水墨画强调的情调和意境发生了背离，文化传承也出现了隔阂和断层。在艺术市场已经启动并形成相当规模的今天，中国水墨如何进入和表达当代艺术的语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艺术家崔雪涛也很敏感的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通过将传统与当代彻底解构后进行重构并置的方式来直面水墨该如何进入当代艺术语境的历史现实问题。

在崔雪涛的绘画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元素的解构与并置。艺术家首先通过对绘画作品中的人物主体的关注进入到传统与当代这一既矛盾又统一的话题注解中。从其作品中我们既能看到传统水墨人物的形象又可以看到很当代的人物形象，艺术家很注重对于人物形象情境和绘画语言格调的营造。这些人物形象并不仅仅是以表面的形式独立存在，而是与整个的画面的语境相互呼应，形成一种人画合一的自然融合境界。传统的人物形象在材质上更多的采用了宣纸和纯水墨的表达方式，在当代绘画领域现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慢慢舍去了传统的“诗书画印”的标准，很多作品只剩下“画”了，将“诗书印”完全抛弃，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当代的艺术家在这三方面的文化造诣缺失以及这三方面的文化面临着传承和文脉断层的现实局面，当代艺术家面对“诗书印”时呈现一种完全迷茫的状态，不知道在当下语境中该如何对其继承、发展和创新，很多艺术家也怕这三方面的缺憾会带来整个画面的质感和格调的降低，所以直接将其省略掉。艺术家崔雪涛在这方面却是非常的自信，在众多艺术家里面我最欣赏崔雪涛的一点就是他的睿智。他有很深的文学修养，能够谈艺论道，他心胸开阔，广交朋友，正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崔雪涛在书法和印章方面的造诣也比同时代的艺术家成熟不少。所以他的相对纯粹的水墨画中具有很强的审美趣味在里面，诗书画印一个不缺，并且在这四个元素方面也是各有特色，尤其是他印章的内容和样式，更是具有鲜明的崔雪涛的个人印记和风格，让人过目难忘。这更应该是中国新文人画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和审美味道。

物我存在的解构与并置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艺术美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喧嚣和热闹，各种新奇的绘画美学思想、美学观念、创作流派及创作主张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涌现，理想主义的古典派与浪漫派，自然主义的写实派与印象派，表现主义的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抽象派及达达派等，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这些美学观念及思想伴随着油画的引入而传入中国，不仅促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现代转化，而且开启了西方现代艺术在中国近代绘画美学精神中的转换历程。崔雪涛的工笔作品更多的是融合了传统和当代的一种新的表现图式，同时也传达出了一个新的视觉美学审美标准，并且这个标准开始被更多的年轻人接受，是代表当代艺术发展语境的一个新的趋势。崔雪涛的创作更多的开始关注将两种甚至更多种不同的艺术元素并置在同一空间内，这种解构与并置不仅限于图式的表象，更多的是从色彩、造型、用笔用线等艺术创作的物质本源上出发，从而形成一种丰富多元的艺术视觉质感。重新建构艺术本体，用形式而不是用社会文化关系解释艺术，这是西方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倾向，在对美学的艺术追求上崔雪涛明显的是走了另外一条自己的路，这与西方美学概念中强调的“异质同构”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文学理论和美学发展史上,“物我”关系问题一直是众多理论和艺术家们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偏重于“物”的“客观性质派”还是偏重于“我”的“移情派”，都是从“物我”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将人的生理领域、心理领域和外在对象视为彼此关联的整体,是现代文艺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突破性创新。崔雪涛的绘画很多的时候是将自我的一个状态或者情感情境直接置入到了画面上，然后通过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小物体比如像飞机、玩偶、小花、树叶、动物来隐喻整个画面的氛围，这些衬托情境的元素并不是毫无章法的随便摆放，而是具有比较统一的虚实、繁简、疏密的构置。这些物象的存在与艺术家个人的情感气氛形成了一个格调上的共振，氤氲出来一个神秘虚幻的世界。

崔雪涛所追求的这种解构与并置的美学思想对于中国当下文艺美学讨论的热点问题比如像“审美理想迷失”、“美的本质探寻”、“研究方法的转型”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思路，无论是从中国古代美学理论还是当代的美学理论来看，并置的融合将成为当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方向。就像古代的先秦儒家与道家是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两大学派,但就美学而论，儒道美学虽有差异，两者之间又有着明显的融通之处：在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点方面,道家讲“天道”，儒家讲“人道”，虽然对“道”的涵义的阐述不同，但都表现出对人类、对社会的终极关怀。崔雪涛的绘画中同样强调了这种融合共通的精神契合点，艺术家虽然任由色彩和情绪在画面上流淌，但其通过自我的审美规范一直在掌控着整个画面的精神品格和质感，这种质感来源于其一直追求和实践的解构与并置的美学异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