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化的精神空间

初次见到福星的画作是在两年前研究生的课堂上。他带来几十张画在卡纸上的画让我看看。一张张人物、一幅幅花鸟透着灵性、十分精彩，新颖的视觉效果和独特的个性语言令人刮目相看。

与他熟识后，他的画也看得越来越多了，也知晓他是一位有才情的年轻画家，每日笔耕不辍，十分勤奋，练就了一手好本领。中国画传统讲求师造化、得心源，明代画家董其昌就有“画家以古人为师、次以造化为师、最终当以心为师”的洞见，概括与诠释了中国画学习与创作的一般规律:即在技巧层面上临习传统，依据前人的视觉经验，观照自然、格物穷理，并以“得心源”为旨归，寻求主体精神的自我表达。福星意识到艺术的创新不能离开前人经验的有效支持，因此，他花费大量时间研习传统又习古思变，感悟造化之理。试图将自然物象转化为主体精神、并将之映射于作品之中。他在创作过程中十分重视物象与心像的交融，其笔下所绘，无论人物还是花鸟都显得意趣盎然，往往能将极富情趣的某个瞬间与笔墨语言相契合，流转成艺术形象。碧浔、水光、芙蓉、红药、蛱蝶这些古典文化符号内化为主体精神的有机组成，生发出新的意象，流溢在作品之中；婷婷玉立的淑女、款款而飞的蜻蜓、快乐鸣唱的知了、勃勃出水的荷花等都呈现其在幽独的情态下以静美的精神指向为旨趣的审美追求。这种静美精神指向与心境上的闲逸、精神上的内守、禀赋上的柔和、技法上的细致是密不可分的。福星画风的“巧密”与“婉约”似乎呈现其“阴柔”的“女性化”审美特征的一面，此颇与女性主义美学主张暗合：正如雄强与壮阔的阳刚美被视为男性的审美霸权，女性主义美学认为精致和秀丽的阴柔美也不应为女性艺术家的审美所专有。当代文化正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 探寻潜在的路向、舒展多元的精神以拓宽审美空间。福星善画女性，所绘形象虽多为飘然的摩登“美眉”，但总被其不经意地披染上娴雅的古典气质和脱俗的恬淡诗情，似有寄情寓志的蕴含：或凝神静思、超然物外；或浅吟低唱、别有所寄；或徜徉畅游、寄托深远。清代画家恽格于《南田画跋》中有：“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墨者无情”的独特见解；当代著名学者周汝昌在《象与物》中也有“中国画是‘物’与‘象’的有机联脉，而绝对不产生机械”的重要观点，他们都从不同的时代和角度殊途同归地指出中国画创作的内在规约。在此，艺术创作的过程就是”以心观物”或“以物照心”达到物我两忘境地的审美心理过程，以这样物我交融的状态融入创作应能使“笔墨”变得“有情” 、抑或会让‘物’与‘象’得到“有机联脉”。 对这一问题，福星有自己的体会和识见，知易而行难。他深知这是一个很难到达的目标，但他始终以自我的精神渴求为内因结缘于绘画，以观想的状态和生命意识营造诗化的精神空间。我们不难看出，尽管画作中的年轻女性静中有动，显现出畅适怡情的固化样貌，似乎让时间不再流逝了、尽管他努力将画作作为心灵调适的场域，给予失去乐园的自己以乌托邦式的精神慰藉，但生命的有限性还是提示着我们画中所展示的情形无疑是虚妄和短暂的图景，怎不令人联想到李白感喟生命的名句”浮生若梦”来。福星也善画花鸟，他对于昆虫、鸟类的刻画，颇有些“格物”的意味。北宋院体画家们对所绘之物细致体察、默识于心，细笔勾勒、静而求之，参自然之理趣、体造化之元功的格物方式也是他所追随的路径，力图能将物象最具意趣的瞬间转化成灵巧生动、游趣天真的画面形象，给人以“蜕于浊秽”而“浮游尘埃之外”的遐想。另外，画面中独有的墨与色互渗效果也值得一提。福星长于用色，利用色与墨的自然渗化，使画面产生氤氲朦胧的意外之趣。依据题材的需要，使画面呈现或淡雅和谐、澄澈空灵；或光影浮动、斑驳陆离；或丰富鲜丽、灿然天成的艺术效果。

米芾的“画乃心印”、郭若虚的“本自心源，想成形迹”都道出绘画作品所呈现的样貌是画家心境的外化，是主体精神的映射与抒发的重要发见，就这一方面的研究，福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他有清醒的认识和敏锐的判断，他立足于常见题材、承绪传统脉络、执着于自我个性的表达和中国画风格的探讨。在这里我预祝他通过探索和努力来不断地创造出物象与心象相契合的中国画诗化精神空间。

——卢志强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博士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