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然作首神秘主义之诗

中国传统绘画对于自然界的风情景物，一直保持着贯通美术史的持续性关注。自宋代苏轼在理论层面确立文人画的画种地位始，诗书画印一体的文人画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主流。有别于院体画讲究法度，注重技艺的特点，文人画对于自然界的观照方式则是寄情言志的人格化投射，它将日常书写中的笔墨意趣引入绘画步骤中，寓形于神，诗画相照，以托物骋怀作为绘画行为的目的。正如元代倪云林在其《清閟阁全集》中谈到的“爱此风林意，更起丘壑情。写图以闲咏，不在象与声”，在文人画中，自然之物的存在，为艺术家提供了表现个人意志的媒介。

余福星对宗教与玄学长期保持浓厚的兴趣，这些神秘主义知识为他观察实在世界提供了某种非确定性的视角：物质表象之下，他更感兴趣的是事物内部的关系逻辑和难以推测的未来可能性。因此，他的画面在充满轻快唯美的视觉愉悦性之余，还明显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矛盾与张力。观看余福星近期的创作，能够感受到某种当代语境下对中国文人画传统的内化继承。诚然，他笔下那些水分滋漫、形态暧昧的花鸟鱼虫难以归类到正统的中国画范式中，但这种继承不关乎画面的表象，而来源于他的“诗外功夫”。传统文人画创作中那些与作者个人知识体系和内心世界紧密相关的，为表现人格意志有意回避经典图式的绘画方法，在余福星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余福星从小接受传统书画训练，然而在作品中，他却放弃展现他扎实的笔墨功底，代之以大量饱含水分的颜料一次性晕染纸面，以良好的材料驾驭能力控制笔端颜料浓度，留住需要的轮廓，冲破了那些以工笔方法事先严谨绘就的形体。朦胧的植物与精细的工笔昆虫并置在一起，构成富于玩味的组合，形成有意反叛中国画笔墨技巧，与中国画程式相背离的“坏”画。坏画之“坏，来自”苏轼的怪木奇石、八大的白眼鱼雀，继承自文人画传统中最为变化无穷的视觉特征——对既有绘画习惯和程式化审美的距离，以及这种距离引发的由视觉到心理的共振。在这些距离里，在他那些被色彩胶着住的自然小景里，余福星嵌入他对于世界的看法：事物的相遇来自难以捉摸的深层规律，即神秘主义者所说的“缘分”，自然之物如此，人亦如此，只有在相互交遇的时刻，这些个体才能证明，自身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中竟然有迹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