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龙的绘画细腻而充满中和之韵，他的画无论表现什么都会有这样的意境——唯美、纯净、含蓄，重要的是脱俗。他的绘画与时下流行的“唯美”画风截然不同，我们看他的画面并不奇特，技法也无特别，但却实在耐看，有思想，有深度，有足够的文化定力。对一个处在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社会大背景中的画家，孙春龙因典雅而独特。
孙春龙的水墨艺术特点，是他在最大程度上将中国传统古典美的理念与现代性，融合为一种现实意义下的审美。在他的作品里，淑女的静穆端庄与慧觉的有情，具有着臻于完美的结合。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一种现代文明与古典文化交融下的恰当呈现。既有西方古典油画的高贵——维米尔的细腻典雅，又有东方词韵诗意的优雅——知性的经典与低吟。他画了很多当下时代的青年，虽然是新时代的人物，但造型之美妙，确乎是传达了古典美的诉求。
孙春龙不是将笔墨的刻画，停留在形式的表面。他力求简洁，不求烦琐的表达出对素面的唯美理解，这一点在水墨人物画绘制上，非常难处理。中国水墨的特性，从材料到技术都不同于油画水彩的那样有着鲜明的覆盖力和透明度。用笔与敷色，都要很特别地去把握、去进行。
孙春龙尽管用的是中国笔墨，但他在寻求现代语言的前提下，表达出一种深入人心、沁透灵魂的美。他的画里有一种当代人文气息，一种美好情结在里面。他笔墨下的人物，无论是形象、姿态，还是笔墨语言、绘画形式，都贴近静好，散发着芳菲之气。有着极具浪漫的个人语境。看上去他画的是一个形像、一种姿态，都是生活的情景，但一切都关联着品质的塑造、诗境的塑造，如同过去文人的词藻诗语，刻意于字词间的韵律与涵养，而不是表面的柔情，或者刚烈。
孙春龙的画面上，从人性静美的角度出发，在做着水墨唯美探索。作品从形式和内容巧妙的结合，有当代人文文化审美的架构，也有传统笔墨词韵诗意的呈现。这不但表现了孙春龙对美的追求，也表达了他对人文精神的关怀。我以为他的这种意境，不但源于孙春龙所受张望师传的影响，更基于他的艺术之觉。这个“觉”是他的本觉——质性清净，原有性德；也是他在知慧上的妙觉。在他敬心所绘佛家的菩萨、高僧造像里，用笔很精致，柔和的敷色有着极为审慎的觉悟，很特别的淡墨和一种特别的素粉色组合，把无论在俗界，还是在净界，向善向美的净心之迹留在画面上——笔墨间是对美好事物心存敬畏和向往。
我们的这个时代，缺少了古人那种纯粹的人文情怀，在某种意义上或多或少地迷失了的一种情感——与物质利益不相干的审美感动。包括真诚，也包括一种尊严、一种敬畏，还包括人文情调的、细腻温柔的目光抚慰。一句话，善意的审美关怀不在了。
人们往往在寻求现代艺术语言的时候，常常掉进一种审丑的窘地，尤其是一些所谓的“新文人画”的出发，颠倒了古人的情节，将苍白的形而下图式，释读为形而上的当代文人思想。对于那种对女性的美的弱化，更或者丑化。笔墨首先立不住，不温润，真气不存——簌簌摇落如枯叶；更致命的是——当初在那里大谈回到文人境的高声，现在来看，实际的是连文人羸弱的喘息都够不到。
时间来到当下，有人在问：你们的“新文人画”，指的是“新文人”的画，还是“新”的文人画？此问更引人思考。而另外一些人，以画古人为傲视画坛的理由。其实这也只是表面化地记录了一些琐碎且无常，漂浮不定的古人情节。对古人表达不但不确切，更会弱化了当代人对他们的精神品质的敬畏，更会浮躁地纵容了对传统文化的曲解。也许从这样的情形，当时有人说：“中国绘画到了穷途末路”还是有些道理的。
我们知道，艺术的主题就是探求人的理性所在，无论谈论思想、表达观点、还是笔墨方法，对形的要求东西方文化不存在差别，都是要求理性准确的表达，也就是说要有“具形成器”的结果。
当代水墨人物画在发挥中国画本质精神的同时，基本造型的问题也是我们笔墨思考核心。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当代的人与物——既是熟悉的人，又是亲历的事，这就是当代水墨人物画创作有关造型准确的问题——其难度和审美性的取值上，有着对人物形骸不言而喻的准确要求。在精神的体现和造型的现代性把握上，能不能达到让人感觉贴切时代，有当代的气息，事关当代水墨画艺术家的质素和觉悟。这是当代水墨艺术探索绕不过去的问题。
我们要形而上的精神力，还要有形而下的器准。《易经》里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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