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世江从小喜欢画画，在东北师大接受了系统的训练。当时他学的是师范类美术，国油版雕样样都有所涉猎。大学毕业后一段时间，常世江专门画过国画。后来他去天津美院进修，结识了在那里授课的王克举老师，便坚定了油画写生的创作道路。王克举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美院油画系主任、教授，常世江追随他来到北京，先后参加了人大艺术学院硕士课程班和“写意精神”—风景写生与创作高研班的学习，获得了巨大的进步，绘画风格日益鲜明。
常世江的绘画成功地将油画写生与国画写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介于西方表现主义和中国大写意之间的风格。尽管这种画法比较容易表现艺术家的个性特征，从而容易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它与目前不少艺术家正在探索的写意油画难以拉开距离，尤其是与他的导师王克举教授的风景写生非常类似。自2011年春开始，如何更加突出自己的个人风格，成为常世江面临的一大难题。如果这个难题不能解决，常世江的绘画就难以脱颖而出。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如何从一个优秀的学生转变为优秀的艺术家？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困难。不少人毕生都没能成功解决。常世江没有像一些当代艺术家那样，放弃绘画，走向装置、影像或行为，以摆脱老师的绘画风格的影响；他甚至没有完全摒弃从老师那里学到的风格，他没有另起炉灶去创造出一套全新的绘画语言。常世江采取了最朴素的方法，来解决他所面临的难题，那就是回到一种更加原始或本能的绘画方式，让绘画与自己的生命本能和文化本能发生关系，在作品上打上自己生命的印记，从而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从表面上看，这种风格与写意油画之间差距不大，但实际上有所不同。由于常世江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文化修养，他的绘画显得更加魔幻，更加有力。同样的外部形式，因为注入了不同的内容而发生了质变。常世江让现代主义的形式，接上了区域文化的地气，从而赋予了作品以深度和活力。
常世江生长在吉林长白山，那是萨满教盛行的地区。在萨满教文化中，自然万物都富有灵性。几乎所有的原始宗教，都有这种万物有灵的信仰。随着人类理性的强大，这种信仰日渐边缘。但是，它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改头换面体现在其他的活动之中，尤其是艺术活动之中。宗教曾经是艺术的发源地，今天艺术成了宗教的避难所。贝尔（Clive Bell）在阐释现代主义绘画时，提出了“有意味的形式”这个说法，其中的“意味”不是一般的意义，而是一种超越的、形而上的意义。在贝尔看来，原始绘画体现的正是有意味的形式。在大山中长大的常世江，自然受到浓郁的萨满文化的熏陶。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的影响，让常世江对周围环境变得异常敏感，他仿佛具备一种特别的与自然物沟通的能力，看到自然物象背后某些灵异之光，如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艺术作品中所看到的那种灵光（aura）。由于这种灵光只诉诸感觉，对于唯理性是从的现代人来说，它无异于异端邪说，但是对于那些感觉敏锐的人来说，它就如同周围的空气那样真实可感。常世江就能感受到事物的灵光，这是在萨满地区成长起来的人的生命本能和文化本能。不可否认，现代教育压抑了他的本能。但是，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他逐渐找回了自己的本能，于是发生了由优秀学生向优秀艺术家的嬗变。
常世江近来的绘画，就建立在充分尊重自己独特感受的基础上。尽管我们不能将他的绘画与原始绘画等同起来，但是就听任本能来说，它们之间的确有些类似。在这种意义上，也许我们可以将常世江的绘画称之为新原始绘画。
400 - 0531 -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