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自觉与书法传统的重建
——对“现状与理想”学术批评展的几点想法
【连载上期】
三、知识结构的变异对传统的理解
无论书写群体还是书写表达方式上的变异，其主因是今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对传统文人审美价值的重建，从而出现了在对待书写传统问题上的审美偏差。
传统文人的修为是多元的，表现在对经、史、子、集的关注与研究，也即常说的“贯五经通六艺”，书写是日常行为，书家身份是次要的。以唐宋书家为例，无论颜、柳，还是苏、黄，都是通晓经史、工于诗文的大儒，书法只是“文之余”，尽管米南宫以“书画博士”名世，也是诗书画俱佳，精鉴且长于书画理论，知识结构丰富而多元。
在传统社会，书家就是文化的镜子，什么样的文化结构就对应着怎样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特征。如王羲之，他的知识体系是以玄学为背景的文化结构。玄学的有无之辩，佛学的色空之论，构成了新的宇宙人生架构。在体悟玄、儒、释、道的交融和流变中，个性的自觉，又使得文士们在新的文化现实中寻找自己的文化理想和生存位置，并形成独特的审美方式。“我们看到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秉性、爱好，都在过着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日常生活，以至于，我们可能不大知道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活动，却清楚他们的仪容风度、个性特征。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我们才看到了许许多多活生生的、血肉丰满的个体的人。”
尤求《兰亭修禊图卷》
又如，苏轼，他的知识结构是建立在宋学[所谓宋学，又称道学、新儒学。是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前导，由韩愈、李翱开启的将儒学思想由外转而向内，援佛道以证儒理，通过两宋理学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创建的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由于这个思想体系以“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所以被称为理学。]基础上，集文艺于一身，通儒、释、道三家之变，他还是一个杂家，还精通美食、养身等。
即便是明清时期的专业书家群体，受陆、王心学的影响较深，有着世俗化的一面，但他们仍以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为根本。如文征明，饱读诗书，致君尧舜是他的人格理想，因科场失落而徘徊在士人与世俗之间，但仍在“士人”之列。士人观念和世俗趣味成为这一群体的文化背景。再如，近代吴昌硕，诗书画印四全是他的表象，他与章太炎同授于俞樾（经学家、古文字家、文学家），显然，他的书画是“博学余暇，游手于斯”的表象，是“文之余”。潘天寿讲，我们不要求诗书画三绝，但求诗书画印四全，今天，我们连诗书画印四全也是奢望。更有甚者，今天以语言修辞为主导的语言方式与古人也形成巨大差距，这无论对于书写还是解读古帖都是一种障碍，而古人是一体共生的。
吴昌硕《东篱菊》
所以，我们在赏读古帖时，除了精湛的技能以外，更让人感受到一股庙堂气、书卷气、山林气……总浸透着儒释道文化体系的滋养而成就着独特的风格样式，文采丰茂，形质风流。文心可以感染、怡情，却难能传承，而技术是可行的。今人的书写除了受某一风格的干扰外，已很难找到某一文化的参照了。想表达禅意书法，往往会参照弘一等书迹，而不会再建构完全有别于弘一的风格样式，除此之外，说某某书法有佛家气息或有道家意趣，是难能让人信服的。
因此，传统书法的传承方式与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一致的，尽管各个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样式，但无论从简牍到书札，或从帖系到碑派，还是从书写的浑然入序到自觉的形成，古人也经历着从传统适应世变的过程。但他们对传统的继承，显然是根据自身的知识结构以一种温养的方式，多元摄取来逐步转变的，它也适应了传统文化发展缓慢的性质与流变。
陈海良 行书
现在不同，书家身份越来越在社会中被确立下来，职业化、专业化倾向是书家身份自立并与票友切割的主要手段，自足、自适的书写逐渐被专业化、艺术化的书写所取代，专业群体也基本形成一定规模，但专业群体的知识结构正影响着书写的发展和未来。
今天，无论科班与否，儒释道的文化结构作为知识背景已不现实，我们都从西学背景的学堂出来，诵读四书五经、创作诗赋已是业余，即便是科班，也是兼修书法史论之类，理顺如此宏大的传统文化体系及内在关联，实非易事，碎片化的传统，在今人面前显得无所适从，学科壁垒更是加剧阻隔了内在通达的可能。我们期望今天的书家有着经学背景、诗书画印四全或三绝……可是，我们不能回到过去。
陈海良 草书
邱振中先生甚至悲观认为：“毛笔字的书写与过去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以及传统文人的群体人格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当代文化中，书法是不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当然，我们的优势是古今碑帖可置于斗室之间，闭门攻坚，在先进的学科手段及技术狂热的情景中，对自身文化和书写生态的关注将成为必然。古人的“文之余”，在职业化、专业化的今天看来，所有的文学修养、技术攻坚以及社会磨砺只是成就专业化的书家，这就是我们的理想。【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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