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赵建民是我的老朋友，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画》杂志复刊不久，他就经常到编辑部来做客，成了好朋友。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南京组稿之后，返途中特意绕道淄博市去拜访他，当时刚刚成立“淄博画院”，建民负责筹办工作。那一次我和温瑛第一次领略到山东人待客的诚挚热情，和画院的朋友们烹茶煮酒谈道论艺，虽然只短短两天，却留下难忘的印象。建民和《中国画》的缘分很深，除了发表作品，《中国画》编辑部还在北京主办了“赵建民、曾先国画展”，收到很好的效果。建民90年代去了美国，中断了他在国内的艺术事业，我有时想来难免有惋惜。不过近年来知道他在美国加州办了美术学院，还广设分院，经过艰苦创业过程，终于踏上坦途，推动绘画艺术、传播中国文化很有成绩，真的为他高兴。
建民是一位很优秀的画家，艺术功底深厚，悟性很好，尤其难得的是对艺术极其热爱，极其执著认真，从不懈怠，以过人的勤奋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深入生活努力写生，使他的艺术事业有了一个相当宽阔和深厚的基础。建民自幼学画，渊源很深，著名花鸟画大家于希宁先生是他的舅父，受其影响，建民自幼能画梅兰竹菊，所以从山东艺术学院油画专业毕业之后，很快转向中国画，全力投入花鸟画的研究与创作，又到中央美术学院进修，在郭怡琮先生的指导下，思路大开，进步很快。
花鸟画是中国画的主要科目，是中国画里最为独特、最富中国文化里“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精神的画种，作为独立、成熟的画种其历史超过千年，留下极为丰厚的遗产。花鸟画在文人画发展时期更成为画家亲近自然、抒发性灵、陶情养性、游戏笔墨的最好选择。所以，直到今天，中国画尤其是花鸟画仍然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所喜爱。新时期以来，花鸟画有了更好的发展，画家们从多个方面进行探索，希望更好地继承前人的传统，也更努力地开拓自己的创作空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年轻的画家赵建民多次不远千里到云南的西双版纳去写生，长年累月地深入到原始森林中去寻求新的画题，表现出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如今看来实在是难能而可贵。
建民到西双版纳写生，目的是扩大视野、舒展胸怀，把花鸟画从前人的固有题材梅兰竹菊、牡丹海棠，及定型的构图范式、程式技法中，再迈进一步；把古人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场景、想不到的奇花异草收到自己的画里来。我想，这是郭怡琮先生和他的同道们、弟子们的关于“大花鸟”新概念的实践之一。建民八九十年代多次到西双版纳写生，都不是走马观花、搞点速写拍些照片就打道回府的，每一次他都是深入密林，甚至到达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的村寨，和傣族乡亲们同吃同住。
他最长一次在版纳待了8个月，还在那里过了两个春节。记得他每次从版纳归来，总是兴冲冲地带了整卷的写生作品到地安门雨儿胡同13号《中国画》编辑部来给我们看。如果是午饭前来，建民还会带来几瓶啤酒和一包熟菜，于是画家和编辑部的同仁们的快乐午餐就开席了。如今,建民到美国二十余年，事业有成，回国时来看望我，忆及往事不胜感慨。建民告诉我准备把当年的版纳写生整理付梓，并约我写一短文。
古来花鸟画又称写生，我理解“写生”之于花鸟，是注意观察、摹写其“鲜活生命”、“生动神态”之谓。因为花鸟之生态特征，虽然同具种类共性，但不同纲目之花鸟皆有或明显或微妙之差别，画家必须经过“写生”训练，方有真切体会。不过，中国画家的写生在认真观察抒写之外，更重视与自然的精神上的契合，绝不同于西方一味追求写实的静物画。恽南田尝言“于舍旁得隙地，编篱种花，吟啸其中，兴至抽毫，觉目前造物，皆吾粉本”。只是古代艺术教育注重口传心授和偏于临摹，而由于过多的临摹，按画谱作画，不知写生之重要，误了多少画人。文人写意画强调“似与不似之间”，并非摒弃形似，还是要观察物象、贴近自然，方能生动传神。这方面齐白石为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最为丰富。由此，我理解建民如此执著热情、不避艰难险阻地去边地写生，就是要通过深入大自然获取灵感和第一手材料，求得进步和突破，哪怕只是一小步。建民多次、长时间地去西双版纳写生，不但精神可嘉，实际收获也是巨大的。这些写生之作，既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花草，还有热带丛林的灌木乔木，是坐在画室里想象不出来的，展示了画家广阔的视野。建民的野外写生更充分显示出他的艺术功力，观察深入、描绘具体细微。更难得的是笔墨的掌控力度，厚重深沉中不乏层次的细腻变化。这批作品不但是极好的创作素材，其本身又是很具欣赏价值的艺术品，建民将其结染出版，对广大花鸟画爱好者定会有所裨盎。是为序。
（作者：中国画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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