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立有五子，陈衡恪长于诗书画，陈隆恪擅诗文，陈寅恪是历史学家，陈方恪是才子，陈登恪是外国文学家。其中，衡恪的绘画和寅恪的史学最著名。
陈衡恪，字师曾，是民国初年天才横溢的画家，擅山水花鸟人物，工篆刻章印，出奇造意，矫柔为刚。
1876年3月2日，陈衡恪出生在祖父陈宝箴的湖南辰沅永靖道官署中（今湘西凤凰县）。幼年时代，他跟祖父识字、训诂，耳濡目染，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6岁时，他随祖父乘轿游西湖，见湖面荷花盛开，触景生情，即在轿板上用手指画荷花。回家后，祖父授以纸笔，他从此开始习画。少年时代，陈衡恪作画全凭写生，并无师承。有时，他也在画上写些短章断句，祖父常在宾客面前夸示这位长孙。
10岁时，陈衡恪在长沙从尹和白学画花卉。15岁时，又与胡沁园、王闿运相识，常以书画请教。在他弱冠之年，父亲陈三立开始聘请名师对儿子进行严格的专业基础训练。陈衡恪从周大烈学文学，从范镇霖学汉隶、魏碑，从范当世学行书。这三位皆是当时颇有建树的名流。
传统文人的当代境遇
陈衡恪曾自述：“平生所能，画为上，兰竹为尤，刻印次之，诗词又次之。”
陈衡恪的花鸟画大多为写意，工笔极少。他一方面受吴昌硕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取法陈道复、徐文长，继承明清以来的写意花鸟传统，取诸家之长而别具一格。他喜欢虚实相生的手法，大胆省略，以空衬实，画意开旷深远。
兰花是他最为擅长的。他用笔婉转，多用水墨，特别善于表现兰花在风中摇曳的情态，极得石涛神韵。至于竹子，风竹、雨竹、晴竹、老竹、嫩竹、竹笋，无所不画，无所不工，“干亭亭而叶潇潇，如见其动，如闻其声”。他画竹别具格调的是竹石扇面，或石淡叶浓，或竿淡叶疏，很有轻逸的情趣。近代绘画史论家俞剑华曾说：“石涛的兰竹为清代画坛一绝，陈衡恪的兰竹则可称之为近代画坛一绝。”
与花鸟画不同，陈衡恪的山水画师法前人而不师法今人。当时山水多为“四王派”－－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的末流，陈衡恪不学时人，而决定另寻门径。他传世的山水画师法最多的是龚贤、沈周和石涛。但陈衡恪深知，绘画不可离开古人，也不可全靠古人。“必须学甲的也学乙的，取甲乙的好处，而自己造出一个丙来，才能卓然成家。”他的成功之处，即在他能从前人的影子中挣脱出来，形成自己的风貌。
在北京度过的最后十年，是陈衡恪艺术生命的黄金时代。彼时，他在画坛的领袖地位已经确立，然而他也必须面对“全盘西化”的思潮以及中国文化的式微。
陈衡恪是一位传统文人，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相继发表了《中国画是进步的》《文人画之价值》等论著，试图确认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价值，并立论“不以形似，正是画之进步”，以扭转当时死气沉沉的复古画风。在陈衡恪看来，文人画“功夫在画外”：“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他属于徘徊在近现代之交的一代人，他对文人画价值的重新肯定和诠释，流露出他对传统的眷恋。
陈衡恪曾梦见自己与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徐渭论画。徐渭告诉他说：“我得年七十有三，汝寿如之。”于是陈衡恪常以徐文长转世自谓。1923年夏他得知继母病危，不顾暑热驰归南京，亲奉汤药。不久继母病逝，他也因连日劳累染病不起。当年8月7日，陈衡恪英年早逝，享年48岁。
梁启超在悼词中说：“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损失，不过物质，而此损失，乃为无可补偿之精神。”
吴昌硕的挽词则是：朽者不朽。
（参考文献：陈衡恪《陈师曾书画精品集》《中国绘画史》；朱万章《陈师曾》；叶绍荣《陈寅恪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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