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统近似重要的是书法审美理想。项穆以儒家思想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中和——为书法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他不只设专篇讲解中和，也在其他各篇随时阐发。如，《古今》篇：“规矩从心，中和为的。”又，《辨体》篇：“审斯二语，厌倦两忘……何虑书体之不中和哉？”又，《形质》篇：“人之于书，得心应手，千形万状，不过曰中和，曰肥，曰瘦而已。”又，《规矩》篇：“人心之良，皆好乎中和。”“浅近之辈，争赏毫末之奇，不探中和之妙，徒规诞怒之病。”“钟、王真行，会合中和。”又，《功序》篇：“始自平整而追秀拔，终自险绝而归中和。”又，《知识》篇：“宣尼德性，气质浑然，中和气象也。”作为最高审美理想，中和还是其他审美标准的统领。在其他审美标准可能引起歧义时，中和充当了最终的裁定者。
李商隐《有感》 李永忠 34×50CM
如何实现中和这一审美理想呢？项穆提出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即，娴熟地掌握规矩并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也就是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与对待中和类似，项穆也设专篇讲述规矩，并在其他各篇加以阐发。在儒家思想语境中，规矩的本质是“礼”，礼意味着森严有法；随心所欲的本质是“乐”，乐意味着神采攸焕。礼乐有机结合的方式是“礼节乐和”，其结果即是中和。正如《中和》篇所说：“中固不可废和，和亦不可离中。如礼节乐和，本然之体也……中和一致，位育可期，况夫翰墨者哉？”
与天无极瓦当题跋立轴 李永忠 68×45CM
规矩如此重要，然而，在很多人眼里，规矩是已然的东西，而且还是一种束缚，因此，他们更加喜欢新奇。在项穆看来，这是“好奇之病”。项穆在全书中重点批判的对象是苏轼和米芾——他们是好奇的典型，也是后世有好奇之病的人竞相追逐的目标。他们不是小范围的、微弱的存在，这引起了项穆的警惕。擒贼擒王，项穆首先拿苏、米开刀，他豪迈地表示：“子舆距杨、墨于昔，予则放苏、米于今。垂之千秋，识者复起，必有知正书之功，不愧为圣人之徒矣。”（《书统》篇）
三吴诗帖 米芾 30.6×63CM
好奇是一种弊病，对书法统绪构成了危害，更为可怕的是，对书法统绪的危害可以漫延为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是说，书法问题可以上升为伦理道德问题，解决书法问题具有社会意义。项穆对此十分警觉，他说：“六经非心学乎？传经非六书乎？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闲圣道也。”（同上）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项穆的回答是：“正心之外，岂更有说哉？”（《心相》篇）从正书法到正人心，又从正人心至正书法，实际上表明书学就是心学。项穆所处的时代正是心学有巨大影响的时代，从项穆的有关言论中可以看出心学对书学的渗透。（当然，从宋代程、朱理学对书法的议论中已经可以发现类似的线索，兹不赘述）
邂逅帖 苏轼 30.3×30.5CM
书法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就是心的问题，书学就是心学，书学也是人学，人学中的伦理原则必须干预书学的统绪，这是项穆建构书学体系的根本策略。以今天的眼光看，项穆的《书法雅言》以儒家思想来左右书学体系，将书法问题伦理化，自然不无专横和迂腐。然而，项穆所面对的书法环境十分恶劣，甚至已有异端压制正统之势，那不是寻常的书法范围内的手段所能改变的。项穆试图通过儒家思想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书法问题，也许会弱化书法艺术的独立性，但是更可能有利于书法艺术向人文精神回归，这显然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顺便提及，时下的书法环境与项穆所处的书法环境颇有相似之处，所以《书法雅言》的意义超出了它产生的时代，这让我们想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
流水暮禽联 李永忠 69×12CM×2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本文讨论《书法雅言》对书法统绪的伦理干预，并不意味着这部作品的主旨是去书法艺术化、非书法艺术化的。在伦理与艺术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从伦理观念出发为书法艺术设定的人文理想未始不是书法艺术的应有之义。此外，《书法雅言》也深入讨论了书法创作、书法作品以及书法鉴赏等许多特别针对书法艺术本身的可操作性的问题。这些讨论似乎提醒我们，作者无意以伦理原则置换书法艺术。纵观全文，不难发现《书法雅言》是一部极具整体观和系统性的书学著述，其中既有切中要害的独到见解，又饱含着作者的责任意识以及丰富的情感，这在古代书法理论史上是少见的。《四库全书总目》云：“（项穆）虽持论稍为过高，而终身一艺，研求至深，烟楮之外，实多独契。衡以取法乎上之义，未始非书家之圭臬也。” 这是中肯的评价。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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