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花鸟画中，继承宋工笔重彩花鸟画一路的作品很少，而水墨花鸟画却形式多样，大有勃兴之势，随后在画坛上占主流地位。无论是兴盛至极的梅兰竹菊四君子题材，还是原本色彩艳丽的牡丹、锦鸡等都用水墨来表现，呈现出一派“不施彩，而纯以墨色者”的绘画风貌。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一、画家社会经济地位和精神状态的变化
元代统治者对汉人有极其强烈的戒备之心，不仅取消了科举取士，而且从日常生活到政治文化等都有一系列的限制。两宋所设的画院是历史上画院最隆盛的时期，画家可以通过考试进入画院，朝廷给予固定的俸禄和一定的官衔使他们衣食无忧，专门从事绘画创作。
元 陈琳 《溪凫图》 纸本设色 纵35.7 X横47.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到徽宗时“画学”的兴盛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更是空前绝后，画院的画家们待遇和地位又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绘画甚至成为科举的一部分。而元代却废除了画院制度，画家们不仅丧失了原先优厚的待遇，经济上必须自谋出路，而且社会地位空前降落，蒙古人的入主中原使他们变得穷苦贫贱，一落千丈。面对如此巨大的变异，任何一个受过“士穷乃见节”“臣忠子孝”的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士子在江山易主的时候更要显示其“忠君报国”的忠义和坚持“匹夫不可夺其志”的民族气节。
《枯木竹石图》 元 吴镇 纸本墨笔 纵103.3厘米 横33.3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国破家亡而回天无力，大多数人采取了逃避现实的态度，对时世超脱冷漠，隐居山林，但心情的压抑和苦闷可想而知。文人“学而优则仕”美梦的破灭使他们在心理上倍感屈辱与失落，而不得不在现实之外寻找摆脱精神困境的出路，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和自身的价值，审美的精神趋向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此灰暗沉闷、悲凉颓唐的精神状态，需要体现的是闲散无奈的心境，是“萧条淡泊”有着“闲和严静、趣远之心”的思想情感的美。
二、社会审美思想的变化
由于画家社会经济地位的巨大落差，导致了他们审美精神趣味上的变化。宋代画家通过体现皇家审美价值和统治者审美趣味的画院考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这时候强调形象逼真、精丽富贵，反映最高统治者审美标准的院体画就理所当然地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而元代画家们却要面对统治者的无情打击，尖锐复杂的民族、阶级和社会矛盾，使大多数画家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画家消极避世，充满隐逸思想，只能把绘画作为一种抒发感情的工具。宋代那种色彩缤纷、富丽堂皇的院体画已经不适合表达他们郁闷屈辱的情怀，更无法承载他们痛失江山的悲苦以及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肯定和认识。
元 王冕 《梅花图》 纸本水墨 纵31.9 X横50.9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也就是在这时，由于赵宋画院的衰落和消失，引导大众绘画审美趣味的权力以及对绘画审美价值确认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元代在野知识分子画家即文人士大夫的手中。由于没有宫廷画院的存在和束缚，士大夫画家作画不需像宋代院体画家那样要体仰皇家鼻息，他们自由放逸，要“聊写胸中逸气”，抒写个性；他们寄情抒志，强调坚定的民族气节，表达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社会的审美趣味也就从宋代的细腻绚丽转向了简率淡泊，追求“以素净为贵”“疏淡”“冷寂”“清逸”“幽雅”的境界，绘画成了一种心灵和个性张扬最直接的体现方式，一个个体理想和追求最明了的宣扬场所。
元 柯九思 《清秘阁墨竹图》纸本水墨 纵132.8厘米 横58.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三、画家绘画风格的变化
这种对心灵和个性的张扬导致了花鸟画风格的明显变化。
首先，是题材上的变更。宋院体画中珍禽瑞鸟、名花奇石的题材在此时明显的不合时宜。相反，体现消极避世思想的枯木竹石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四君子”等题材却广为流行。由于它注入画家的人格力量和道德情操以及特定的文化内涵，从而成为展示高洁品格的绝佳题材。元代的花鸟画家几乎都画这类题材，而且名家辈出，如王冕的墨梅，管道升、郑思肖的兰花，李士衍、柯九思的竹子，钱选的菊花，曹知白的松树，倪瓒的秀石等。在历朝历代里，画竹在元代是最空前兴盛的，几乎所有的画家都善画竹。赏菊、咏菊、画菊之风也是到了元代才开始浓厚，热衷于画菊的画家逐渐多起来。在元代夏文彦的《图绘宝鉴》里我们可以看到，收录的元代画家共178人，其中记载善画竹者就高达76人，接近二分之一，擅长或兼能梅兰竹菊者，几乎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苔痕树影图》元 倪瓒 纸本墨笔 纵91.5厘米 横33厘米 无锡博物馆藏
其次，是手法上的变革。宋代院体画刻意求工、注重形似的特点，“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的风格逐渐被摒弃，而最能体现对心灵和个性张扬的莫过于“不施彩，而纯以墨色者”的水墨画，不假雕饰的审美趣味和追求“以素静为贵”的艺术境界与当时文人画家的审美趣味和心境一拍即合，水墨画以它那种简淡沉静的笔墨、闲散飘逸的神态、萧疏素雅的意境、清远醇厚的韵味很快赢得了大家的赞赏。同时题材的变化特别是“四君子”题材的新兴又进一步推动水墨画的流行，譬如，柯九思用水墨画出墨菊之后，就大受“元四家”之一吴镇的赞赏，认为“出新意”，这种作画方式最能“传秋香”体现菊花傲霜凌秋的品格。风气一开，趋之若鹜，形成了中国花鸟画史上很别致的一格并历久不衰，当时大家都普遍认为用清淡的水墨写意表现方法画出的梅兰竹菊等花鸟画最能体现画家的气节情操，也最能表达画家超脱灵动、俗寄荒寒的审美趣味，于是“墨写千花”成为一股时代的绘画潮流席卷整个画坛。
元 吴镇 《墨梅图》纸本水墨 纵29.6厘米 横35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再次，是思想感情的依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当宋代富贵堂皇的院体花鸟画其色彩艳丽得无以复加之时，淡雅得没有鲜艳度可谈的水墨反而更能让人感受到它的纯净和高贵，更能吻合作者孤高傲岸的情怀。清淡简雅的墨色能传达社会荒疏俏拔的审美需求，能隐寓士大夫退避高逸的精神运动，能吻合画家隐逸超脱的心境趣味，能体现“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写胸中逸气”的文人思想，能秉承儒家传统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的爱国情感，更能弘扬坚贞不渝的民族气节。在这其中当属郑思肖的墨兰最为有名。郑思肖，号所南，是因南宋灭亡后，他坐行必向南以思故国；所画兰花皆浮在空中，从不画根，问其故，答曰：“土为番人夺去，我岂肯着地！”由此可见，画家们正是通过水墨的清雅峻逸来寄托自己高洁的情趣和理想，表达自我的人格追求和价值观念，达到托物言志、寓兴自我的绘画目的。
元 钱选《八花图》 纸本设色纵29.4 X横333.9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综上所叙，元代花鸟画“不施彩，而纯以墨色者”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必然，它冶铸了简淡闲和、隐逸超脱的时代人文精神，宣扬了放逸萧散、明洁素雅的文人审美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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