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时钟繇真迹绝无，陶弘景云：“江东无复钟迹”（《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后来的颜之推也讲“莫不得右军之体”（指陶弘景、阮研、萧子云等书家），于是，梁武帝时期，真正起到弘扬古法的只能以留世尚多的羲之书为参照。

智永传承的法

梁武帝为皇族子弟学书，于 “大同（535—545）中，武帝敕周兴嗣撰《千字文》，使殷铁石摹次羲之之迹，以赐八王。”（何延之《兰亭记》）这本《千字文》当是正书。这是从帝王的角度提出学书的规范问题，也是“法”的问题。“启功发现，智永《真草千字文》中‘炜煌’的‘炜’字，草书作本字的‘炜’，真书借用‘玮’，他据此认为当时所集的王字是以真书为主，草书各字是相对配上去的，所以，真书借字，草书不借。”（刘涛《魏晋南北朝卷》）这就是《千字文》“周本”。还有萧子范（486—549）本，然与“周本”“文”“书”各异。另外，萧子云也书有《千字文》本。“臣子云奉敕，使臣写《千字文》，今已上呈”（《论书启》），梁武帝看过此本后，才有“巧逾杜度，美过崔寔，当与元常并驱争先”的赞语，而崔与杜皆汉代草书家，由此，可判断“此卷《千字文》本当为草书”（刘涛《魏晋南北朝卷》），但现已无法判断它是如何的形状。不过，王羲之书风由此大盛，以致于受梁武帝赞赏的萧子云“晚年所变，乃右军年少时法也。”（颜氏家训·杂艺第十九）

智永早年学书于萧子云，萧氏为齐豫章王萧嶷之九子，曾云：“始变子敬，全法元常。”可见，萧氏书法初学献之，自然妍丽且带有超迈开张之势，后转学元常始有变法。《梁书》卷三十五记载：“子云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袁昂的《古今书评》也讲：“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之妙。”其中“萧行”当是萧子云行书，其善“草隶”，而“草隶”即为行书之类。因此，萧氏书风的成熟样式当倾向于楷书，或带有一些行书意味，不惯于连绵。梁武帝曾评萧子云书法：“王献之书法白而不飞，卿书飞而不白。”（《法书要录》）可见，献之书法笔力遒劲，而萧氏书法柔美而婉转，有收束之感。由此，智永书法带有矜持之感完全可以理解。所以，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每用笔必曲折其笔，宛转回向，沉着收束，所谓当其下笔欲透纸背者。”

不过，对于“妍丽”的审美格调，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二王书法都以“妍丽”为尚。羲之书有章草意味，字形趋扁，而献之字形偏长；羲之书连绵处不多，虽连而势平，献之书更具开张之势，有跌宕、放纵之感；羲之用笔平缓，而献之用笔明显带有跳跃性。父子间也就成为所谓的“古今”。所以，献之书风影响宋、齐、梁时书家的主要特征为：动荡感、夸张感、连绵性，势态的欹侧感以及用笔上的跳跃性、上下的顿挫意识。从王僧虔、王志、王彬、王慈、王褒等人书作来看，除王僧虔外，皆表现为起伏动荡，形迹诡张，无论点画的粗细，字形的大小，还是用笔的精细度，都显得夸张、放纵，对比度明显加大。

因此，虞龢《论书表》：“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所以，书法到齐梁时期，出现妍媚过度的情景，如梁武帝所云“学子敬如画虎”，有精神涣散、张牙舞爪之嫌，败坏了气韵。为此，从书法发展的角度来看也确实需要调整，智永祖法王羲之成了自然。

智永流传下来的只有《真草千字文》（日本小川氏藏本，为真迹（纸本，宽22厘米，每行十字，共两百零二行，也有人说是唐摹本）。历史上集王羲之书的“周本”《千字文》（楷或楷行间）是第一本帖学范本。

智永《真草千字文》的楷书部分虽与王羲之书风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但由于长时间临习“周本”，笔法、字法当源于王羲之；草书部分已无法判别是智永临习萧子云《千字文》本，还是由此启发而书成今天看到的文本，还是自我新造的样式，已无法知晓。不过，从今存智永《真草千字文》来看，虽继承了羲之遗风，但加强了厚实感，少了几分飘逸，且明显增添了南朝华丽的笔法技巧（如下图比较）。

据传，智永《真草千字文》有八百余本赠之于南朝诸寺，显然是时代对“法”的祈望，也是佛门译经、抄经等进行传教的需要，更是僧徒们习字的范本。为此，在智果、虞世南等弟子的传播下，开启唐人尚法的新格局。

所以，智永首先是高僧，然后才是书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