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良｜墨色基于笔法，源于水性，成于人的性灵

陈海良 《李白诗》44cmx30cm 纸本水墨 2016

所以，在书法中同样强调墨分五色，即焦、浓、淡、重、青（也有人认为是浓墨、次浓墨、淡墨、更淡漠、最淡漠；董其昌还有“淡墨、浓墨、泼墨、破墨、积墨、焦墨。”《画旨》）于是，对墨色的研究和实践具有了革命性的高度，并善于挑战用墨浓、淡的极限。从此，墨法才真正成为一种书写的技能。这种技能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对个性生命深度理解后的情趣性传达，墨色在强烈的对比中显出一种和谐，从而使得作品在墨法妙造下气韵生动。

今天，在对笔法的重要性有所了解并未作深究与尝试的前提下，仅有一种对墨色所导致的艺术效果进行探索的强烈欲望是不能凑效的，显出一种焦虑的心态。由于对展厅效果的强调、对夸张手法的滥用等功利主义，及历史原因所造成的传统笔墨的传承与今人之间的“断档”，还有西方“后现代”美术思潮的影响，人们无所凭借，只能流于“模仿”，浅尝辄止，或流于形式，使得墨色的变化处于一种“模式”化的搬弄，而不对其进行审美意义上的尝试以及与传统关系的联想。当今对墨色的探究也像是当今书风中的一些“丑怪”，注重“夸张”的效果，恣意横行，忽视了墨色变化在传统审美中的作用，即对韵味的提升、气息的流动所起的渲染效果。所以当今书法创作中对墨色的强调仍表现是一种受制于西方观念的感官刺激，或对传统中的墨色的模仿和“拿来”。

陈海良《竹外梅花香满路》

因为当今书法的创作中，重视墨色效果的常常是一些前卫书家，他们还处在“85新潮”美术以来，对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进行演化的余兴之中。因此，对墨色的强调也仅是浮于变相的形式之中，是西方强势文化下的形式套用，最终导致“现代书法”的形成与泛滥。因为，在没有了解笔法的前提下，来对墨色的强调，除了追求形式的夸张以外，一切都是徒劳。不仅如此，这种墨色的追求也忽略了墨色与作者个性生命之间的关于秉性、学养、道德等文化关怀，因为墨色同样是作者个性生命的心迹流露，一种不能脱离现实的文化外象。

陈海良 《古人作书》22x58cm 2019

还有，为了对墨色形式的追求，选用现成的“宿墨”。墨色所反映的最佳面是有选择的，尤其对不同材料和不同作者的区别，千篇一律的“现成宿墨”是不能适应心性无常的变化的，墨色的反映在不同的纸张上更是不同样式。古人是这样，当代的林散之也是如此，他讲“厚纸用墨要淡水，薄纸、皮纸要用焦墨写”（《笔谈书法》），同样，宿墨在纸张上的反映和最佳呈现是有余地的。它不是显现作者大胆与否的问题，更不是什么创新，但它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纸张。现代人喜欢形式的翻新，结果弄得不伦不类，墨色反而僵死，满纸充满着形式化的堆积，成为一种模式的教条。相反在“宿墨”的意念和形式主义的主观作用下，走向了“宿墨”形式的泛滥。走向“制作”墨色的低级的工艺套路。所以，形式至上的“观念”是对“墨色”的恣意践踏，泯灭了个性，违背了自然。

陈海良 《唐诗数首》

当然，也有一些作者在探讨夸张的墨色，与“二王”书法之间的情性化结合，而一些好古的作者似乎又走向了它的反面，只注意结构的模拟与笔法的探究，对具有时代性的墨色研究忽略一边。既然前人已为我们劈开了一条光明的路，那么，我们就要勇敢、坚定的走下去（白蕉的诸多信札中就有一些充满情趣的墨法妙用）。

所以，我们应从古人对墨色的运用和经验中，吸取并寻找符合自己的墨法理念，通过对笔法的熟练掌握，加强对墨色运用的创新与研究，特别是笔墨中笔意与墨“趣”的相互交织。中国书法的未来也只有在笔墨中开辟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笔墨不分，相辅相成。墨又因水而化，化而成趣，故墨生于水，有水则灵，水墨才能交融。墨又通于人性，性情相合，情与墨通。如此，方能墨韵生动，墨与韵和，韵从墨生，最终性灵万象。

因此，书法中的墨色基于笔法，源于水性，成于人的性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