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这件事

听母亲讲，在我四、五岁时随她去京城出差，在漫长的旅途中我居然兴致盎然的涂完了两大本16开的软抄。

热爱涂鸦似乎是小孩子们的天性，无论在成年人看来他们画的再怎样不符合“道理”，也无论东西方各类学者们如何给绘画的起源冠以模仿说、游戏说之类与人类童年有关的词句，可以肯定的是，孩子们，尤其是少不更事的儿童们，所绘所想的，只是童真，只是单纯的画，是没有任何利益驱使的心性表达。

张彦远认为“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可得而记”。事实上秦汉那时的绘画有很大的功用性——颂扬好人好事，教育子孙后代。其实就算是到了张彦远所在的晚唐那会儿，大家对绘画功能的主流意见仍然是“明劝诫著升沉”。

这种情况大约到了宋代就出现了改观，那时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士子，大家都以才学八斗为荣，以“格物致知”为耀。虽说宋代院画的精细规矩没少被一些后来的反感者所诟病，但毕竟也已经展现出了“纯绘画”的魅力。这段时期，在政府大力发展文化艺术事业的政策引导下，不少深谙传统，饱读诗书的才学之士也介入了绘画界，注入了一股清风。“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同志的这番言论不啻给当时没什么造型基础的文人画操笔者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但话说回来，张彦远当年在讨论谢赫“六法”时，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他说：“至于传移模写，乃画家末事，然今之画人，粗善写貌，得其形似，则无气韵；具其彩色，则失其笔法，岂曰画也！”用白话文来理解，大约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绘画理念很一致：在画面上生动的表达心性，而不是费尽力气的一味追求与原型外形的逼真，或者精雕细琢尽工匠之能事。这一点尤其在水墨画的创作中表现突出。

那么灵动的心性又是怎么一回事？依我的理解，当是绘画者单纯原本的热情吧，是那种，急切地想把什么表达出来的情绪。但这情绪绝不是千人一面，由此才有了风格各异的画作。因此，找寻到那个深藏在防护层中的自我，便成为绘画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徐冰在《致纽约青年艺术家的信》中提到：“艺术最有价值的部分……源于有才能的艺术家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及对当下文化及环境的高出常人的认识，从而对旧有艺术在方法论上的改造。所以说好的艺术家是思想型的，又是善于将思想转化为艺术语言的人。……你生活在哪，就面对哪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你的处境和你的问题其实就是你艺术创作的源泉。”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各种西洋的观点逐渐影响中国。还记得曾与恩师张望先生聊起当年青年学子们学习外来哲学美学的热情，确实令人叹为观止。事实上，向西方学习的动作早在清末就已发端，那就是以曾国藩、左宗棠他们为代表的洋务大臣们所推动的“中国自强”运动。黄宾虹先生曾将当时那番景象归纳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即“道咸中心说”。这场“洋务”运动并不像很多历史书上写的，只是简单照搬模仿西方的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相反，从社会文化层面上来看，当时士子们的“自强”同样如火如荼——回归秦汉魏晋风貌，力图再造大唐盛世。以古为鉴，找寻到自己的文化根源，把握中国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文化的特别之处，从而用正宗的中国气质稳固内心，再借以先进科技，使中国可独步于世界。

有种说法，将从小生活在西方世界，内心完全西化的华人称为“香蕉人”，他们有黄皮肤、黑头发，外表和我们一无二致，然而思维方式却迥异。这类人曾经被寄予厚望能够完全融入西方，甚至进入上流社会，但实际情况却令人纠结，比如，美国人会奇怪，你明明是个中国人，可为何不会说中文，而且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文化？

回到绘画的角度，借鉴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对西方样式亦步亦趋而无视自身所在文化环境的特点，以变身纯粹的西式情怀为荣而只追求视觉冲击的做法，则是有待商榷的，不然很容易走向“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

何家英先生说的一句话颇有道理，他说：“一个人的品性就决定了作品的品性，而这些底蕴的积累包括生长的家庭、所受的教育，甚至就是DNA一样的遗传。”我以为，东方温文尔雅的气息，深厚广博的文化，就是那DNA，遗传在我们的血液中，也就无怪乎在当下这个略显浮躁的世间，为何有那么多人希冀通过书画、文玩、香茗、禅机来寻求内心的一丝安宁了，而这份安宁，也许正是掩藏在层层保护之下真实的自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