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水墨人物画的笔墨趣味

人物画作为最早发达的绘画形式，充分表现出中国绘画的特色——以线造型。在线的起承转合中，不仅凝聚着艺术家深厚的人文修养，而且也包含着艺术家对笔墨趣味的崇尚和追求，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这种笔墨的趣味成为艺术家的精神和人格的寄寓之地。

一，笔墨趣味的体现——书法用笔

战国时期的《人物驭龙图》和《龙凤人物图》，在这两幅帛画中画面形象用劲健有力的墨线勾描，线条流畅，充满节奏感，已经初具以线造型的特点。

人物画经魏晋时期曹不兴、卫协和顾恺之的改造，至南朝刘宋时期的陆探微和萧梁的张僧繇时，以书法用笔入画已经成为画家的自觉行为。尤其是陆探微所创的“一笔画”，他吸取了张芝、崔瑗和杜度的草书体势，用一种连绵不断的草书法做画，是书法入画的开端。书画用笔同法，使书法和绘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画家对笔墨趣味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个整体。比如北宋时期的李公麟，以纯净的水墨白描，拓宽了人物画的表现领域，有力的证明了中国画独特的线条之美。南宋之后，伴随水墨这种表现形式成为人物画的主流，中国人物画有了“水墨人物”的演变，开其端绪者是自号“梁疯子”梁楷。

绘画发展至元代，文人画逐渐兴盛，文人对书法入画的追求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文人画大师赵孟頫有一首诗鲜明的道出这种追求：“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元代像赵孟頫这样的文人很多，他们不仅善书，而且善画，所以较容易做到书画合一，在绘画上也更加讲求对笔墨趣味的追求。赵孟頫书法入画的主张不仅局限于山水画和花鸟画，也波及到人物画领域。明代陈洪绶、清代黄慎和任伯年都受到这一主张的影响。

作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在自题画跋中写道：“横涂竖抹气穹窿，不与人间较拙工”。他以放纵的笔姿，泼辣的画风塑造了乞丐、流民和渔民等下层人物形象，其狂草笔法把对笔墨趣味的追求表现的淋漓尽致。生活在清末的画家任伯年，既有传统文人的情怀，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我认为他的作品《酸寒尉像》是继宋代梁楷《泼墨仙人图》后，中国水墨人物画史上的又一幅精品力作。画中人物脸部用淡墨勾写，并稍加皴擦，使笔下人物神采毕现，人物服装则直接用没骨法即兴随机写就。在这幅画中，任伯年把笔与墨，古与今，中与西融合在一起，是水墨人物画走向现代性的先声。

20世纪初，中国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改良中国画”的感召之下，中国传统水墨人物画开始走向革新的征途，并形成影响延续至今的“徐蒋体系”。所谓“徐蒋体系”是指以徐悲鸿和蒋兆和为代表的国画改良派，把西方素描写实方法引入到中国传统水墨画中，不仅改变了人物画在造型上存在的弊病。而且由于这种新元素的引入，笔墨趣味的呈现也有了新的变化。

从严格意义上讲，自南齐谢赫在“六法论”中提出“骨法用笔”，中国人物画一直在线性用笔的模式中发展。直到现当代，人物画的笔墨结合才在蒋兆和、周思聪、王子武和赵建成等诸位先生的探索实践中成熟起来。以往的画家强调书法用笔中的“骨气”入画，而现当代艺术家不仅强调“骨气”，也强调以书法的“气质”入画。比如当代著名水墨人物画家赵建成先生，他推崇唐代颜真卿的书法用笔，认为他的书法在气质上彰显出一种泱泱大国的“正大气象”。赵建成先生在继承“徐蒋体系”的同时，将西方写实素描的光影结构有意味地转化为东方书写性的笔墨，呈现出潇洒、厚重、飘逸的趣味，充满理性精神的光辉。如此精湛自由的笔墨绝非写实素描所能企及，其笔下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造型简洁单纯，高贵肃穆，承载着一种大国气象。

笔墨趣味和书法的书写性关系密切，书法书写性的融入使笔墨的趣味更加充盈和深刻，所以，如果没有对书法的投入，笔墨往往会流于形式，缺少意趣，绘画作品的就会缺少深刻性。当然，我们不能片面的强调书法入画，而忽视对画面整体气息和格调的把握，对于这种把握又涉及到艺术家修养的问题。

二，笔墨趣味的基础——艺术家的修养和阅历

在水墨人物画中，艺术形象的生动性离不开笔墨趣味，但这种趣味的获得并非一蹴而就，因为它和艺术家的审美观念、技法语言、个人情感以及对客观事物的理解有关，与艺术家的人格、阅历、学问、修养和心态有关。明代董其昌提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道出艺术家修养和阅历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中国绘画在几千年来的发展中，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形成了诸多程式化的弊端，这些弊端已成为艺术形象生动性，笔墨趣味性呈现的障碍，要打破这些障碍，艺术家就要深入到现实生活，从中汲取创作灵感，才能创造出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具有涵养的笔墨趣味。

人物画家李伯安创作的《走出巴颜喀拉》，是他用十年的时间，无数次深入藏地，深入生活，数易其稿，才创作出来的巨幅长卷。这幅杰作超越了对笔墨小情调的追求，以其独特的形式和技巧语言，豪气逼人的磅礴气势，体现出我们这个民族的浩然伟岸之精神。如果没有李伯安先生深入生活，细致入微的体会和观察，没有他激情洋溢的内心世界，没有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景仰之情，中国美术史上就不会出现这幅经典巨制了。

技巧对画家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修养。每个画种都有各自不同的技巧表现方法，水墨人物画也不例外。笔墨趣味的获得如果是建立在高难度的技巧之上，那么这种趣味就会有回味无穷之感，因为高难度的技巧必然融合了艺术家主体的情感、审美观念和理性认知。一位艺术家有没有独创性，往往是通过这种高难度的技巧来判断的，由这种技巧滋养出的笔墨趣味也必然具有独特和独创性。所以，技术上的难易和熟练程度对笔墨趣味在涵养和格调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

明朝山水画家周臣，其绘画技巧和他的学生唐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整体笔墨趣味和艺术品味却不及唐寅。有人问其故，周臣答；“惟少唐生胸中万卷书耳”。周臣所说一语中的。读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怡情明智，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会为绘画创作及笔墨趣味平添几分文雅之气。读书对绘画的影响是间接的，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艺术家的气质和创作活动，进而影响其笔墨质量和笔墨的趣味。可见读书也是提高艺术家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绘画的艺术品味和笔墨趣味与画家的修养密切相关，唐代张彦远认为绘画之事“非闾阎鄙贱之辈所能为也”。他眼中的这种贵族化，精英化的艺术，势必强调画家修养的重要意义。当代社会，商品经济的浪潮席卷生活的每个角落，信仰的缺失使人心变得浮躁无比，急功近利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大顽疾。并未生活在真空中的艺术家，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提高自身的修养，是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无法回避的问题。真正有品位，有思想，有内涵的艺术从来都是和现实生活、高超的技巧、广博的知识紧紧相关联。所以，对一位修养全面的艺术家而言，生活、技巧和知识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位深入生活，贴近生活的艺术家必是一位有担当，有责任的人，一位具备高超技巧的艺术家，才能真实不虚的把自己的情感和知识融于笔墨的趣味，从而创作出具有高品位的艺术作品。

三，笔墨趣味是艺术家的精神内涵和人格力量的载体

中国传统人物画在历史上担负着“成教化，助人伦”的道德教化功能，就像曹植所说：“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伴随文人画的兴起，绘画从上述道德教化作用开始转向审美娱乐作用，艺术家开始从外省转向自己的内心。这种审美作用是由笔墨趣味所承载的艺术家精神内涵和人格力量显现的。比如南宋时期的梁楷，他是人物画转变到水墨这种表现形式过程的一位关键画家，梁楷行迳怪诞，不拘礼法，皇帝曾赐给他象征最高荣誉的金带，但梁楷却未接受，把金带挂于院中，飘然而去，完全不想受制于人。《太白行吟图》和《泼墨仙人图》是他的两幅代表作品，前者寥寥数笔就把诗人那种纵酒飘逸的风度神韵勾画的生动有味，后者则以泼墨阔笔横涂竖扫，墨色酣畅淋漓，以自由无拘之境表现出人物的醉酒之状。梁楷的人物画自辟蹊径，独树一帜，不仅在体现人物神韵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从道德教化的狭隘空间中挣脱出来，打破了人物画难于表现笔墨趣味的羁绊，使水墨人物画家精神内涵的表现获得了极大地拓展。但是，由于人物画在表现力、技巧和内容方面不像花鸟画和山水画，易于文人画家抒情言志，所以自梁楷之后水墨人物画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除了陈洪绶和任伯年的闪现之外，水墨人物画高峰的出现是二十世纪之后的事。近现代水墨人物画把西方式的人体结构造型的引进，扩展了传统笔墨的表现力，弥补了人物画视觉效果的不足，跳出了“近亲繁殖“的怪圈”，从而使这个画种的美学特征得到升华和凸显。艺术家把西方绘画的有益成分结合中国传统绘画书写性，开创出异彩纷呈的水墨人物画创作新格局。人物画家们用各自的笔墨倾诉着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艺术的认识、理解和热爱，以各自不同的笔墨趣味和韵致彰显出他们的精神内涵和人格力量。比如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以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摒弃了文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烹一碗苦茶，敬献于大众之前”；周思聪先生的《矿工图》以她对苦难和悲剧的体验，把自己的心灵，情感和笔墨水乳交融般的汇为一体；赵建成先生是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艺术家，在其系列作品《先贤录》中，他创造出既有别于传统文人的艺术语言，又超越了中西融合的技巧，以自己特有的笔墨语言，赋予画中人物以灵魂和神采，成为新时期水墨人物画写实高度的一个标志。

笔墨并非一般性的技巧问题，如果把笔墨仅作为技巧的附属品，它必然会空洞无物。笔墨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不仅和艺术家的个性特点，审美观念有关，还和“骨气”、“气韵”和“神采”关系密切。唐代张彦远说：“骨气形似皆立于本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可见绘画用笔和书法用笔的关系。清代石涛说：“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说明笔墨趣味的产生离不开艺术家的修养和生活阅历。如果一味玩弄笔墨技巧，忽视笔墨背后的文化底蕴，艺术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必会流于浅薄，艺术家的精神内涵和人格力量的展现便会流浪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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