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周兴嗣本《千字文》“律吕（召）调阳”句中，“召”、“吕”之异由来已久。关于“律吕调阳”出现的时间，启功先生提出了“宋代避讳说”。然而，据目前所见敦煌遗书中的《千字文》书迹可知，启先生的观点有值得商榷处。笔者以敦煌遗书及唐代名家《千字文》书迹为例证，经过分析比对，认为“律吕调阳”的出现至迟在唐代已出现，和“宋人避讳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草成此文，求教于学界师友。
关键词：周兴嗣；《千字文》；书法文化
在中国传统的童蒙教育当中，识字教育和书写教育的关系密不可分，可以说，一本优秀的童蒙教材兼顾了识字、书写、思想伦理、社会生活常识教育等多方面的教育要求。自西汉以至于魏晋，《急就章》是流传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蒙学字书。《急就章》相传为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撰，又经东汉人补充完成，用于童蒙的识字和书写教育。传史游善章草，应亲笔书写《急就章》以为典范，其后又有索靖、王羲之等书法名家的章草《急就章》书迹流传，对当时和后世的书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六朝后期，周兴嗣次韵的《千字文》传入民间，便迅速取代汉代以来广为流传的《急就章》，成为最受欢迎的童蒙教材和习字书，历代书家更是竞相书写，其影响之大，一直延续到今天。
据《尚书故实》所记：“……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很显然，梁武帝令周兴嗣次韵《千字文》的目的是教习皇室子弟书写，因此，《千字文》所拓集的书迹必然是诸如所谓“大王”者流的书法名家所写。文献对此多有记载，兹列举数条如下：
《梁书》卷四十九《周兴嗣传》记载：
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
《尚书故实》记曰：
《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
《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记曰：
梁大同中，武帝敕周兴嗣撰《千字文》，使殷铁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赐八王。
《太平御览》记曰：
《梁书》曰：“武帝取钟王真迹授周兴嗣，令选不重复者千字，韵而文之。
《宋史》记曰：
上尝临幸秘阁，出草书《千字文》为赐，至勒石。上曰：“《千文》乃梁武得破碑钟繇书，命周兴嗣次韵而成，理无足取。若有资于教化，莫《孝经》若也。”
但是周兴嗣本《千字文》在次韵成文之初，所据殷铁石榻集的零字究竟是“集钟繇破碑”还是“摹次王羲之书迹”？文献记载的相异早已引起历代学者们的关注，如明代张萱在《疑耀》中记曰：
《千字文》，刘公《嘉话》曰：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王右军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纸，杂碎无序。武帝谓周兴嗣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又有一说：武帝喜钟繇书，而秘书省所藏钟繇真迹甚多，独年久漫灭散乱，乃令兴嗣韵之为《千文》，未知孰是？
梳理文献，唐人所著的《梁书》《尚书故实》《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等三部书中一致认为周兴嗣本《千字文》是“摹集王羲之书迹”，至宋代《太平御览》则说是“武帝取钟王真迹授周兴嗣”，而成书于元代的《宋史》则径直说是“《千文》乃“梁武得破碑钟繇书，命周兴嗣次韵而成”，孰是孰非呢？清代学者阎若璩在跋《僧某书<千字文>》中说：“《千字文》本有二篇，一周兴嗣，一萧子范。子范制久失传。而所次韵之书，《梁书》以为羲之，《宋史》以为钟繇，要《梁书》近而得其真。”阎若璩以为《梁书》在成书时间上更接近梁代，那么其说则必然更接近于历史真实，至于《宋史》所记则不足为凭了，这种简单化的推断貌似有理，其实难以让人信服。
在以上所引的几条文献中，时间上距离梁代最近的正史《梁书》，是由姚察、姚思廉父子撰写。姚察历仕梁、陈、隋三朝，参与史书修撰。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姚察去世，其子姚思廉续写，至贞观九年（635年）修成《梁书》。可以说，《梁书》所执的“集王羲之书”的观点奠定了唐代对此事认识的基础。姚察曾在梁朝为官，亲身所历，所记当然较为可信，《梁书》中有二十六卷梁朝前期人物列传的卷末论赞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云云，由此可以推知，这些部分应是姚察的原稿。但是，卷三十五后却未有此记，那么，列在《梁书》卷四十九的《周兴嗣传》应当为其子姚思廉所撰，这也是没有争议的。笔者之所以要理清这一点，目的就是为了搞清楚此卷的撰写时的社会背景，并以此为起点，来审视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变迁。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接受是读者依据自身的审美经验创造作品的过程，它发掘出作品中的种种意蕴。任意一件艺术品并不具有永恒性，只具有被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不断接受的历时性。据此来看书法史，一个书法家历史地位的确立也会经历一个历时性的演变过程，受不同时代书法文化审美风尚变化的影响，前代书法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会发生起伏变迁，而在其中起重要影响作用的则是统治阶层亦或者说是帝王个人的喜好。被后世尊为“书圣”的王羲之，他的书法史地位的确立也是经历了也是经历了一个历时性的变迁过程。
唐太宗贞观年间，王羲之书法风靡海内。在唐太宗的推动下，王羲之被尊为“书圣”，成为千古一人。可以说，李世民在王羲之书法接受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写赞文：
钟虽擅美一时，亦为回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歙！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在唐太宗的眼中，自汉末以至于隋代，善书者虽代不乏人，但书家们却也各有其瑕疵，唯独王羲之书法可谓尽善尽美，其高度无以复加。李世民以帝王之尊登高一呼，势必天下景从，王羲之书法由此风靡海内，学王书、集王字之风笼罩着初唐，也为后世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定下了基调。
当然，唐太宗的书法观也不仅仅是源自个人喜好，其实在他的身前，王羲之书法的影响已经非常深远，这当然离不开永禅师的推动作用。唐代何延之《兰亭记》记曰：“右军七代孙智永，即右军第五子徽之之后……舍家入道，俗号永禅师。克嗣良裘，精勤此艺。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於大竹簏，簏受一石余，而五簏皆满。凡三十年，于阁上临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余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犹值钱数万。”苏轼评价智永书法时谈到：
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刑，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於绳墨之外矣。云下欧虞，殆非至论，若复疑其临放者，又在此论下矣。
很显然，努力传承王氏书法家学的智永禅师，笃意弘扬家学，数十年临池不辍，以致退笔成冢，他临写了《千字文》“八百本”分赠浙东诸寺，深刻影响着当时的书写文化，是王氏书法传承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客观上推高了王羲之书法在六朝末期的社会影响，为王羲之在初唐走上神坛奠定了基础。
在初唐社会自上而下的“崇王”背景下，自然没有人会怀疑梁武帝命周兴嗣次韵的《千字文》就是搨集的王羲之书，所以《尚书故实》曰：“……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曰：“梁大同中，武帝敕周兴嗣撰《千字文》，使殷铁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赐八王”云云。姚思廉在此时撰写《梁书•周兴嗣传》，将殷铁石所拓集的书迹归为王羲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一百余年前的梁代时期，影响最大的书家是谁呢？同样倾心于书法的梁武帝所心仪的书家又是谁呢？
在传统书写文化当中，一种新的审美范式的出现往往决定于日常书写的要求。在王羲之身后，王献之更趋流变的书风满足了日常书写对快速流变的要求，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陶弘景有感于此而言：“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 可见王献之的盛名在当时已经掩盖了钟繇、王羲之这些前辈大家。
梁武帝身为帝王，所藏既富，又身体力行参与书写，具有很高的鉴赏力。对于前代书家，他独心仪于钟繇，我们可以从他与陶弘景的论书启中窥见端倪：
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譬犹楚音习夏，不能无楚。过言不悒，未为笃论。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
梁武帝以帝王之尊研习书法，彼时梁内府所藏钟王真迹尚多，以其精鉴：王羲之虽然学钟繇书，至独运则“意疏字缓”，比之钟繇书法是稍有逊色的，而盛名之下的王献之则又下王羲之一等。
梁武帝的书法观会以他的帝王身份影响到一代风气。在他的影响之下，弃王习钟在当时也蔚然成风。如，萧子云是武帝朝的书法名家，他的书法最初规模王羲之、王献之，后来在武帝的影响下转学钟繇。肖子云在呈给武帝的论书启中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十余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达字体。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犹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法元常……。”
梁武帝所经眼的先代真迹是后人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他的史家眼光也是后人所不具备的。
梁武帝朝，王羲之书迹已不多见，且真伪混杂，这可以从梁武帝与陶弘景的往来论书当中窥见一斑：
梁：“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太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上二者已经至鉴，其外便无可付也。”
陶：“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像赞》《洛神》，此等不审犹得存不？”“谬袭《告墓文》一纸是许先生书。报忧痛怀一纸是张澄书。五月十一日一纸是摹王珉书被油……”
这表明：在梁武帝时，王羲之真迹已是寥若晨星，而依托临摹之风却盛极一时。梁代虞和《论书表》即谈到晋宋人伪造二王书的情况，如“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等。
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二月（555年），西魏于谨攻陷江陵，梁代书画典籍遭遇大劫，“元帝将降，其夜乃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大小二王遗迹，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吴越宝剑，并将斫柱，乃叹曰：‘萧世诚遂至于此，文武之道，今夜穷乎！’历代秘宝，并为煨烬矣。周将于谨、普六茹忠等捃拾遗逸凡四千卷，将归长安。”此后战乱频仍，政权更迭也使得这些典籍书画不断辗转散失，“大业末，炀帝幸江都，秘府图书，多将从行，中道船没，大半沦弃，其间得存，所余无几。弑逆之后，并归宇文化及。至辽城，为窦建德所破，并皆亡失。留东都者，后入王世充。世充平，始归天府。”应该说，经过历次浩劫，梁武帝所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究竟还能保留多少，自然是无法肯定的。
于谨乱后84年，也就是智永身后数十年，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敕购求右军书，并贵价酬之。“四方妙迹，靡不毕至”。“自太宗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帝令魏少师、虞永兴、褚河南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在这些涌现出来的王羲之书迹中，有多少是可靠的呢？魏、虞、褚三人虽加以鉴别甄定，但他们的鉴别似乎没有梁武帝、陶弘景那么严谨，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中便将梁武帝认为“恐非真迹”的《乐毅论》列为“正书第一”。显然，唐太宗所网罗收录的王羲之书迹真伪混杂，而伪迹之中或有“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的晋宋人之作，当然如智永等王氏家学一脉书家的书迹混杂其中恐也难免。
梁武帝推崇钟繇书法的“肥古”，对王羲之也有贬词；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以钟繇书“古而不今”为瑕疵。二人都以帝王之尊影响了一时风气。梁武帝为了“教诸王书”，命殷铁石搨集钟繇书迹、周兴嗣重为次韵《千字文》，以便于研读、习字，完全是合乎情理的。钟、王并为书法大家，而梁武帝宫中蓄有大量钟、王书迹，日后以搨集钟繇书的办法再来搨集王羲之书迹而成《千字文》，以满足世人习书的要求，从而有“集钟繇书《千文》”和“集王羲之书《千文》”两种书迹版本，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周兴嗣本《千字文》由宫廷传到民间，以其文辞优美、千字不重而广受欢迎，成为最为普及的童蒙教材和习字书。宫廷搨集的钟、王《千字文》书迹，民间自然是难得一见，民间习字的范本应是宫廷集字的转相临摹之本。钟繇书“肥古”，而更趋流便的二王书风尤其是王献之书风在民间更受欢迎，加之王羲之七世孙智永“自临八百本《千文》”散与人间，集王字《千字文》书迹在民间的影响力愈见其大，而集钟繇书《千字文》则渐次湮没了，这是梁武帝一人之力难以改变的。至唐太宗登高一呼，唐代史家如姚思廉辈面对在社会中有广泛影响的集王书《千字文》，以唐太宗之意揣度梁武帝所想，笔锋转处，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唐太宗意志影响下的“集王羲之书说”体现在正史中，在唐代具有强大的统治力，但这并没有湮没“集钟繇书说”。宋初《太平御览》已将周兴嗣本《千字文》记为“集钟王书”，而《宋史》则明确为“集钟繇破碑”。“集钟繇书”被重新提起，并不是简单地误传误抄不足为凭。宋太宗推动了《淳化阁帖》的镌刻，将历代书法名家书迹镌刻于枣木板上使之化身千万，是对前代书法史的系统梳理和总结，对当时和后世的书写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太宗所说“集钟繇破碑书”自当有凭有据，非空穴来风、信口一谈，他的话正给我们提供了契机，重新审视文献记载，在大文化的背景下来关照书法、还原历史真实。而阎若璩简单地以文献记载的先后顺序来判定其可靠性，显然是立不住脚的。
参考文献：
1、《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唐）姚思廉撰《梁书》点校本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
3、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兰亭论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10月
400 - 0531 -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