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第一次见到李宽的作品时就被深深吸引了。那时近二十年前，是一幅名叫《大风筝》的画面。丰腴生动的人物造型，鲜明的陕北地域特色，对比强烈的色彩运用，梦幻般的整体效果，把读者唤回渐行渐远却愈来愈清晰熟悉的童年，朴素的情感，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当时我只是不明白祖籍安徽、长于湖北的李宽何以对秦岭相隔、风俗殊异的陕西如此钟情？
我和李宽成了同事，相互走动多了起来，聊天，喝茶，在他的画室抽烟，看他聚精会神地工作。我们颇谈得来，颇有缘。我想李宽和“陕北题材”，也必是一种缘分。据说缘分，是中国文化和佛教的一个抽象概念，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无形的连结，是某种必然存在的相遇的机会和可能。那么这种“连接”，我认为是李宽天性中的憨厚与陕北人骨子里的淳朴未凿、大智若愚的相互“认同”、“暗合”的精神特质在起作用。我们接触过“传统”陕北人的，再接触李宽，品读他的《唢呐声声》、《背媳妇》、《高粱红了》等作品，会得出和我大致的结论，认识出这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当然一般言之，也必有相应的童年记忆、人生阅历、审美观念或所受教育的后天因素的能量。我甚至对李宽的“陕北人物系列”赞不绝口，我想这些夸张变形到“恰到好处”的呼之欲出的一个个人物，都是画的他自己，是他的善良心地映照着这片土地，这些人，每个画中人物都是一种独特面相的“他自己”。我们回想古人，朱耷，郑板桥，现代艺术家韩美林，一石一树，一花一鸟，和那些神态变化的笔下事物，莫不是他们自己在某种状态下的特殊表现，那些作品莫不是他的主观世界的“客观对应物”（艾略特语）。对此，我曾在《文艺报》撰写短文《视觉的盛宴，色彩的狂欢》中极力言之。
然而就在其作品在巴黎、日本及国内多地频频展览，销售行市颇为看好的数年前，从不惑之年逐渐步向知天命之年的李宽，似乎无明显征兆又义无返顾地进行了一场个人意义上的“艺术变法”。2012年，精品之作《中国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问世，荣获“湖南百年”重点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一等奖，深厚的造型功力，塑造了几十个鲜活的劳苦大众，写实的表现手法，很好的表现了作品中历史的真实感，虽说是水墨的语言，但分明感受到西方历史画中的厚重与博大。几十幅的“西北回族人物系列”的接连完成，轰轰烈烈地在塑造着一个“崭新面貌”的李宽，业界人士甚是惊讶。除了对其敢于改变自我、“重塑自我”的勇气表示钦佩之外，也有人投来疑惑的目光，既然“陕北人物系列”已经轻车熟路且给李宽带来相当的声誉，“另辟蹊径”、“到别处求”，是否必要？我们知道，多数搞艺术的人因为天赋、理念、方法、机遇等原因从来没有找到过自我，因此难以在创作上有所成就，只是区区“匠人”而已；部分人受到命运垂青能够有所成就，甚至是获得相当的成就。这中间的一部分，可以说大部分人愿意守成，行进在此一道路的延长线上，数量的叠加，原有经验的累积，求精，求“完善”，扩大战果，固然这也无可厚非。只有极少数真正有抱负的艺术家才敢于在功成名就时“变法革新”寻求突破甚至“大破大立”，“突围”，大幅度地改变自己的原有“套路”。我们都清楚这有着一定的、甚或是很大的风险。改弦易辙者并非都像齐白石的“衰年变法”那样取得成功的，有时需要“壮士断腕”的代价。但李宽似乎决然而然于此。我们来看看他近几年的作品，《春到镇远》、《金色的回乡》、《山里红》、《麦香时节》……其笔触、神韵，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显然，这不仅是绘画理念层面的，而是文化观念上的变化。传统的“乐感文化”色彩减弱，代之以愈加深沉、痛感颇强的内容，因为对现实生存的关照，所以更有力量。传统水墨画“趣”的成分减少，“识”的成分加重。我们看到这一幅幅回族民众生活场景的截图，它们中的每一幅，都是饱满的，自足的，深刻的，连接起来，波澜壮阔，惊心动魄，共同构成回族人平凡却瑰丽的历史画卷，使人唏嘘不已。
李宽是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画家，同时又是具有明确的艺术理念的创作者。上溯李伯安、林风眠、蒋兆和，借鉴珂勒惠支、巴巴，“巴巴那具有擎天之功而又神话于造型的线，那力求把眼神而不是把眼睛本身画在脸上的绝技”（乙丙语），珂勒惠支版画那刀刻斧凿的力道，林风眠蒋兆和作品中的“当下性”、对社会底层人使人刻骨铭心的悲哀以及李伯安的宏大的历史纵深感。李宽试图从所有他认为可以汲取营养的前辈那里“拿来”，消化，把它们和自己的个性、理念、追求统摄在一起，建筑自己的艺术大厦。我们从李宽的近期作品中已经看到他的阶段性的成功，进展。他自己选择的路，与众不同的路，一定能走得很远，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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